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刘荣军 张镭宇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
本文来自《东南学术》2022年第2期
【摘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逻辑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内容上根植于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社会基本矛盾，体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趋向于个人与共同体相统一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建构社会共同体的实践方式、 关注人类命运的终极眷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而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在向度重塑、路径重铸、价值重释三个方面开辟并展现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境界，为推动现代社会朝向人类社会的转变绽放出一种具有开放性、可能性与未来性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高度，结合国际形势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有助于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承脉络、创新进向及其所蕴含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逻辑与基本内容
共同体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亦极为丰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逻辑与基本内容两个方面更好地领悟和把握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一是就发展逻辑而言。马克思在 1843 年至 1867 年的 25 年时间里，围绕如何实现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个体(个人) 与共同体的统一等问题，其共同体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 从 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
个阶段，马克思关于共同体思想的论述从最初的酝酿走到了诞生的前夜，其最显著体现就是从对政治共同体的批判转向了对社会共同体的祈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实体性的社会存在方式的本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社会存在物”( Gemeinwesen) 指代“共同体”( Gemeinshadt) ，对现代社会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作了奠基性分析: “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 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2002 年，第 172 － 173页）由此出发，马克思从根本上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对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进行了分析。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虚假的“政治共同体”，确认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同上，第394 页）。当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社会存在物”重新表达“共同体”进而提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4 年，第 80 页）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将“社会”和“共同体”本质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并将“社会共同体”确立为自己“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二个发展阶段: 从 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的论述，从一开始就关联着人的本质问题。当马克思从批判抽象的人意义上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建立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2012 年，第 135 － 136页）基础之上后，他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虚幻的( 冒充的、虚假的) 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进行了对比性分析，并对不同时代的所有制的各种共同体形式进行了详细阐述。马克思指出: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同上，第199页）这一思想发展到《共产党宣言》，最终成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同上，第422页）。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自由个人”与“社会联合”的统一体，不仅具有政治的形式和外在表现，而且具有经济的内容和内在本质。“建设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同上，第202、210页）;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同上，第414页）。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虽然在现代社会还必须依托国家这样的“虚幻共同体”而存在与发展，但它的最终指向毫无疑问就是无阶级 － 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个发展阶段: 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到 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因为“双重理由”而成为了《资本论》创作的第一个丰碑。马克思说“它是 15 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第167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奠定了马克思论述共同体思想的总纲领。这集中地体现在《货币的产生和本质》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论述中。就前者而言，马克思论述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2009 年，第52页）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依据，就是以资本逻辑为目的、以货币媒介为形式的现代共同体。马克思认为，“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1995年，第174 － 175页）; “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177 页）。对后者来说，马克思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角度专门探讨了原始自然共同体的三种社会形式( 以公有地为主导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地与私有地并存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以私有地为主导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 及其演进逻辑。从原则的高度上说，马克思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所阐述的共同体思想，奠定了他后来阐述分析现代社会( 共同体) 和史前社会( 共同体) 的最高纲领。从前者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以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为支撑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论证了人类社会通达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理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资本论》第3卷，2004年，第928－929页）。从后者出发，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表达了他建构真正的共同体的祈望: “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1985年，第398页）由此，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共同体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深化与发展。
二是从基本内容来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原则高度上体现并包含了三个历史性转化的基本精髓，即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从“虚假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转化。概括起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第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根植于生产力与普遍交往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指出: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147页）这意味着每个民族自身的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繁荣状况影响着对外交往的程度，同时对外交往的程度又反过来影响着每个民族内部这两大方面的发展水平。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我们洞察、领会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辩证统一的内在依据。
第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外在地表现为“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同上，第168 页）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社会分工与世界市场的日益发展撕裂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3卷，2018年，第928页），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相互依存程度逐渐加深。同时，资本的降生与繁荣导致市民社会中的原子个体遭遇普遍异化的灾难。资本的增殖秉性持续地驱策自身“超越一切空间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521页）推动西方现代性“文明”辐射到世界各地，促使世界各国或快或慢地步入现代化进程，并由此带来了掠夺与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凝望西方现代性“文明”所征服的殖民地之时，“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861页）。这也是马克思重视共同体和交往正义的原因所在。
第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探讨。马克思运用这两对关系审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指出，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是强共同体—共同利益与弱个体—特殊利益的古代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则是强个体—特殊利益与弱共同体—共同利益的现代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对古代社会形态和现代社会形态的超越与扬弃，在于科学合理地化解个人与共同体、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间的张力，从而实现“有个性的个人”与“真正的共同体”的有效结合，以及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辩证统一。
第四，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趋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充分观照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的生存境况及其发展状态，力图为处于资本建制—政治权力宰制下的人如何在一定的条件下挣脱“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无所不在的桎梏创造可能，进而为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劳动解放和多维度呈现“自由个性”指明方向。可以说，对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终极眷注贯穿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始终。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 年，第861、135页）在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延续与承接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要继承了以建构社会共同体作为实践方式的基本理念、人类命运终极眷注的理论底色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延续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建构社会共同体为实践方式的基本理念。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从客观的视角和能动的方面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 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135页）。实践性的理论品质亦贯穿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当中。在马克思看来，人如果因不幸而脱离真正的“社会共同体”这种本质，其后果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为严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394页）。这意味着，人的本质只有处在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才不会从践行目的沦为单向度手段，方能以趋向完满的方式敞开于社会历史现实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作为特殊性的个体与代表普遍性的共同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象化于社会历史现实当中的实践方式，即在不断地探索与构建更加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与普惠价值的共同体形态这一过程中，朝着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不懈奋斗。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能够反映、维护及繁荣不同族群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利益与普惠价值的崭新的社会共同体，共同改革与建设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契合并延续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建构社会共同体作为实践方式的基本理念。
在这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社会共同体的历史定位问题。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作用在于推动世界历史的阶段性转换，但并不能代替世界历史本身;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从狭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 最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所倡导的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种崭新的共同体形态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所奉行的渗透着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系统，而是一种超越“族群 － 国家”的全球交往模式与世界治理体系。这种全球交往模式与世界治理体系是在尚处于迎候与吸纳“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诞生的全球化运作机制，因而这种运作机制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系统、商品流通体系和文化交往模式等方面处于同一序列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394页）这即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践行方式亦是在时刻关注、反思与把握资本主义依然持存的社会现实当中存在的不合理的难题( 例如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压迫、资本殖民与强权政治等等) ，并且在持续的自我革新中丰富与发展自身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蕴，以及在不断地“驯服和驾驭资本、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的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代表人类共同利益与普惠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致力于冲破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传统要素构成的牢笼，注重在差异中寻求共同，在具有总体性的视域中尝试着协调与化解不同个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于人类命运终极眷注的理论底色。如果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侧重于批判市民社会，那么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理论—实践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侧重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新生与历史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将人类的前途命运与整体福祉视为其理论关怀的核心要素。具体表现为: 首先，打破物种思维，促使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类意识”的觉醒，在总体性的世界差序格局中用好“看得见的手”( 即民族国家) 和驾驭“看不见的手”( 即资本逻辑) ，“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第255－256页）其 次，以自主自愿为原则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当中求同存异，携手共筑“利益 － 文明 － 安全 －责任 － 生态”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社会共同体首先是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继而在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兼顾构筑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同体、长久安康的安全共同体、守望相助的责任共同体、清新美丽的生态共同体。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关乎人类命运的“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并对经济下行、金融危机、兵戎相见、冷战思维、强权政治等传统问题和“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展开追问与解答（参见《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15页）。 最后，在现代市民社会中持存着四种常见的国际关系问题: 一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在国际关系中较为突出地呈现为当下西方新民粹主义所推行的逆全球化措施，其出发点是为了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但实际上对其他国家的非理性制裁反而使自身受到了影响，最终往往演化为各国利益最小化、损失最大化，并可能导致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二是“马太效应”。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推崇“利益至上”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以“零和博弈”为圭臬，以“赢者通吃”为目的。从逻辑上讲，这必然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现象。三是“哈定悲剧”。“哈定悲剧”在国际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无节制地追求一己私利，致使公共资源走向枯竭，并可能导致全球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灾难。四是“中心 － 外围”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格局的哲学根基在于以“主 － 客”二分为本质特质的西方中心论，主要呈现为以美国为核心国家，与美国意气相投的英、加、日、法等国为中心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韩、新、菲等国为边陲国家，以及未加入该体系的被遗忘的“他者”( 诸如朝鲜、亚非拉等国) 为外围国家的依附性世界体系（参见陈曙光: 《“世界之问”与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毫无疑问，这个体系在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无差异地统治世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社会共同体则推崇世界各国切实共同承担时代重任，在共同发展中携手化解现代社会中持存的国际关系问题，在追寻共赢共享的过程中趋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它包括共同体演进、世界历史、交往正义等重要方面。我们目前所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第52页）的过渡性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是中国为这种历史性过渡所作出的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建设性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宏大视野为出发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迫切诉求，旨在反思、祛魅与批判充斥着异化活动的现代商品交换与世界治理体系，尝试扬弃以“构筑等级架构”和“崇尚殖民侵略”为本质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改善处于资本抽象统治中的人的生存境况并积极构筑和睦协调的世界秩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共同体演进( 或社会形态演变) 是其主要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在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中把握共同体的发展规律以及处于不同的共同体中人们的生存境况，旨在探寻与建构“生产 － 生活 － 生态”共在的符合人类本质的“真正的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形态何以建构的理论范式，其内在蕴含丰富，例如它能够更加深入且具体地分析与解决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多维度问题，从而为通达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基础。从总体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要通过向度重塑、路径重筑、价值重释三个维度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建构。
( 一) 从向度重塑意义上孕育出多维度、阶段性的社会发展新样态
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峙这两大难题，近代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尝试进行回应与解答。中世纪后期，在批判宗教神权、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孕育出以推崇个人自由、人权保障等( 即人文主义) 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同时，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与其相伴而生。该思潮崇尚国家至上，认为国家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思想家。而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抗中也催生出了“空想社会主义”。17 世纪中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开启了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等原则。到了 18、19 世纪，也就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特别是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的创立。这种观点强调个人的特殊利益，将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视为个人的特殊利益得到满足后的自然结果。与此相应，黑格尔在 1821 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阐述了“绝对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国家是最高的普遍的伦理实体，是目的，是对市民社会中“恶的无限”的克服与扬弃，个人的特殊利益要服从于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于是，在古典自由主义与绝对国家主义的对抗中，马克思主义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两大历史性转变。然而，当今世界和当今时代，正如习近平所说: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年，第66页）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即“滞涨”危机时期) 玛格丽特·撒切尔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的凸显，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主义”( 逆全球化) 的抬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方案的具有总体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就彰显出来了。至此，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当年的马克思以及当今世界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历史环境是什么? 答案为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只不过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现代国家正处于形成与发展之中。反观当下，现代国家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处于普遍交往的时代了。毫无疑问，当下的现代国家更应该顺应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的发展潮流。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方面，而是多维度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新秩序建构的问题。这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向度重塑根本原因。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主要侧重于从共同体演进的叙事维度切入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具有本质性的核心之中，不断探寻能够真正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状况的现实进路。聚焦“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14页）这个“世界之问”，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作为中国方案的元哲学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观照社会历史现实的争端与冲突，向世界各国展现了全方面、多维度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并指明具有总体性的世界进路: 其一，在面对世界政治问题上，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坚持以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遵循反对输出国家意志、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大霸弱小的“三反原则”，力图构筑持久和平、和合共生的世界; 其二，在促进社会安全问题上，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努力化解导致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威胁的地缘冲突，构建跨国联动、守望相助、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其三，在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上，中国强调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维护践行多边主义，不搞封闭排他，建构普惠共荣、摆脱贫困的世界; 其四，在化解文化交流问题上，中国尊重文化多元，坚持交流互鉴，打破文明壁垒，努力抵御单边主义与逆全球化，建设开放包容、打破封闭的世界; 其五，在处理全球生态问题上，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及以人为本的理念，塑造欣欣向荣、清洁美丽、万物生辉的世界。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倡导、“自由贸易区”的大力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等，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向度重塑的过程中，这些创见主要丰富与张扬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总体性理论品格。
（二) 从路径重筑的意义上，开创出通往“真正的共同体”、寓国家治理于自身之内的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道路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阐发了如何从虚假的现代共同体朝“真正的共同体”演进的过渡性方案与路径，例如利用资本的“文明面”来积累生产、生活资料和培育高新科学技术，并且塑造劳动者的先进性与革命性，从而为劳动解放奠定物质基础和主体前提，但共同体演进范式的核心意蕴却在于通过“流血的”无产阶级革命颠覆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且，马克思所展望的“真正的共同体”，并不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的，因而呈现为一幅宏大叙事之下的社会愿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旨归可以理解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的制度体系进行批判，拯救出因被遮蔽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而晦暗不明的共同体演进规律。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理论的丰富与深化，开创了展现包容性的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国家 － 全球治理道路。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在政治交往方面重视主权平等，与邻为善，推进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9页）其二，在经济交往方面主张尊重不同经济制度的异质性，坚持义利兼顾、合作共赢，“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上）设法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 （同上，第420页）其三，在文化交往方面主张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在“和而不同”基础上交流互鉴，化解文明隔阂与文明冲突，进而走向文明共在。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展现中国治理道路，尝试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抗，进而促使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在各方面的相互承认中实现互惠互利，共享全球化多维造就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成果，从而革新了人类交往范式。就此而言，在路径重筑的过程中，这些创见主要丰富与张扬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包容性理论品格。
（三) 从价值重释的意义上，展现出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过程的、具有开放性的现代社会精神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异化 － 本质复归”逻辑的最终归宿，它在利用世界市场、批判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积极成就的过程中，真正化解了“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以及圆融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在时间、空间向度上，“真正的共同体”( “共产主义”) 的价值旨趣指向的是生产方式高度发达、集体财富充分涌流、人伦道德欣欣向荣的未来理想社会。可以说，这还只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构思而成的理想蓝图，是对历史之谜的宏观回答，其落实于社会历史现实当中的建构性效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证。
当今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们渴望和平与发展，革新浪潮奔腾不息。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和一个正在发生调整与演化的同频共振的时代，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愈发紧密。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类社会呼唤一种崭新时代精神的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此应运而生。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构建的是一种“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社会制度演变”（张雷声: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的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利益 － 文明 － 安全 － 责任 － 生态”共同体，继而呈现出蕴含着开放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是一种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的思想指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现状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与向导。这种时代精神对象化于社会历史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在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宏观 － 微观”视野中透视与观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的矛盾景观，积极构筑不断生成当中的彰显开放性的世界治理系统与全球交互模式，以期“全球化的‘社会形式’能够成为引领历史发展的交往形式”（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那么，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的基本行为主体即主权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达成价值共识，为推动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因此，在价值重释的过程中，这些创见主要丰富与张扬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开放性理论品格。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植于中国大地，充分观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在不断地实践中探赜出来的有助于实现世界各族人民共生共赢的具有总体性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 21世纪的传承与创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 一是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新路径; 二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尝试拯救已被资本逻辑异化的市民社会中的原子个体，并且承担着守护生存、超越对抗与趋向自由的重要使命; 三是在推动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构建的一种具有开放性、可能性与未来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总体上看，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追求与创造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政治、国际经济、社会安全、文化交流、全球生态五大方面的在场展现与表达。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区别于西方霸权国家所推崇的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传统存在论的抽象同一性和近代认识论的二元对立性为指引所形成的“零和博弈、单边主义、文化殖民、地缘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它不再遵循单一线性的发展逻辑，不再奉行具有封闭性、对抗性、排他性、侵略性、片面性的交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多元共生、包容开放、合作共赢、互利互惠、自主自愿展开不懈追求进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辩证统一的人类文明新类型。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在“实践中辩证展开的可能过程”（罗骞: 《超越与自由: 能在论的社会历史现象学》，2019年，第19页），它在多元主体的平等性交往与对象化活动中展现出生生不息之无限可能。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汲取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精华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赜而找到的一种更加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粉碎“历史终结论”、颠覆“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世界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自己的生存照亮并开启世界的存在者”（同上，第18页），从而推动“世界成为可能世界”并展现扬弃过往之封闭性的可能性与开放性。
反观当今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反映全人类平等互惠、成果与共、守望相助、国际民主的全球公共性始终缺席，金融危机、治理失灵、文化冲突与生态险情等现象泛滥成灾。而由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开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义不容辞地挑起时代重担，以可能性解构宿命性，以开放性化解封闭性，以未来性克服终结性，从而真正地构筑起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前提、公平与正义为旨趣、民主与自由为目的的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 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 220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哲学，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发展趋势的精神上的精华，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辩证统一的当代继承与创建，同时也是关于“世界之问”这个时代历史之谜的一种科学、合理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