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
行为规律的三重维度
刘荣军，简文亚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摘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资本与财富、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这三个关系问题。资本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的生产机制使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了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资本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积累体制又使资产阶级社会陷入了资本 ( 财富) 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社会对抗。资本增殖的贪婪性和扩张性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国家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拓展为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并外化为资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正确对待资本与财富、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既要从劳动解放理论出发建立把劳动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劳动的政治和把科学从奴役劳动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的科学，又要从世界历史高度出发处理好资本与国家同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关系，开辟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把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引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资本; 财富; 劳动的政治; 劳动的科学; 民族国家; 世界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年来，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提出了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2020年, 第55页）和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第4-9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重新审视 21 世纪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发展，就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现实发展与理论反思的双重需要，我们有必要重回马克思主义视域，从马克思对资本与财富、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的三维阐释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一、资本与财富
毋庸置疑，财富与资本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 “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 第49页)。财富的首要特点在于它的 “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至于它有没有 “社会的形式”以及有什么样的 “社会的形式” ( 它是 “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马恩选集》(第一卷)，2012年, 第160页) 而生产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第59页)“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马恩全集》(第30卷), 1995年，第524页）可以说，从财富角度出发探讨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的实践本质与历史进程，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内容。
然而，资本概念就不同了，“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018年版)》, 2018年, 第185页）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流通的 “最后产物”即 “货币”是 “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第171页）然而，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一开始就表现为隐含在它们的不同流通形式背后的不同流通目的: 以货币为媒介的 W－G－W 的商品流通，其最终目的 “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而以货币为目的的 G－W－G'的资本流通，其动机和决定目的 “是交换价值本身”。（同上，第175页）正是这后一个流通形式使 “货币羽化为资本”，生成了资本没有止境、没有限度的运动过程: “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同上，第180-182页）。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一个 “自动的主体” 和 “过程的主体”，“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同上，第180页），由此塑造了一个 “实体即主体”的物质财富世界和精神迷幻世界（参见张雄:《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哲学研究》, 2006年第10期，第 27－34页）。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作为 “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他的 “主观目的”就是资本流通的 “客观内容”即 “价值增殖”（《资本论》 (第一卷)，2004 年，第178页)。马克思说: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同上, 第269页）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从一方面看使得使用价值的生产实惠让位给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偏好，但从另一方面看确实具有能够为整个社会生产和创造出更多更大的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巨大优势。在这里，生产目的与手段的 “逻辑颠倒”并不妨碍使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 “同体生产”。因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使用价值则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与 G－W－G'这一交换价值的不断循环相伴随的必然是W－G－W 这一使用价值的不断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的财富”就是通过这种不断循环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同上，第47页）正因此，马克思说: “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马恩全集》( 第30卷) ，1995年，第593页）“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第198页)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既表现为价值的结果又表现为价值的前提，能够在价值生产中起到重要作用，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创造条件，由此赋予了资本自身以生产性的社会功能。马克思说: “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 ( 1) 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 ( 2) 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 ( 如科学) 的吸收者和占有者。”（《马恩选集》(第三卷)，2012年，第852页） “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资本论》(第三卷)，2004年，第997页）正是资本这种生产剩余价值就是生产资本本身的内在同一性，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
马克思从资本与财富的关系视域对资本的生产性的阐述，既是他对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研究的 “显白教诲”，也是他对资本存在方式与现实形态的“隐微教诲”。在马克思看来，增殖或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但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却有两种不同表现: 一种是与 G－W－G'这个循环相对应的产业资本 ( 职能资本) 对利润的追求，另一种是与G－G'这个循环相对应的生息资本 ( 借贷资本) 对利息的追求。因此，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是资本的两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功能形式。马克思说: “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论》(第二卷), 2004年，第66页）马克思的论述说明，资本的功能首先必须是生产性的。只要丧失了生产性功能，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或者说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了! 正是看到了产业资本在现代生产中的这种结构性和枢纽性作用，马克思才更加注重对 “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阐述，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 “从哪里产生的”以及 “怎样产生的”这两个根本问题。马克思对 “资本的流通过程”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与论述，都是从它们与 “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内在统一性出发进行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 “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第10页） 的内在逻辑和整体结构。
然而，只要我们不因统一而忘记了本质的差别，我们就应该对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这两种资本存在方式和功能形式做出更富历史内涵、发展意蕴和辩证特性的科学定位。马克思说: “生息资本和提供利润的资本———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资本，而是同一个资本，它在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提供利润，利润在两种不同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一种是处在过程之外、作为所有者代表资本自身的资本家 ( 不过，资本由私有者代表是资本的基本条件; 不然的话，它就不成其为与雇佣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了) ，一种是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即处于过程中的资本的资本家。”（《马恩全集》(第35卷)，2013年，第326页）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从生产意义上指出了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的内在同一性，同时从分配意义上指出了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的本质差异性: 生息资本 “这个抽掉了生产过程的资本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处于过程中的资本不同，与代表这种执行职能的、 ‘劳动的’资本的 ‘产业资本家’不同。‘利息’是不进行 ‘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利润则是 ‘劳动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马恩全集》(第35卷)，2013年，第327页）。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无论资本家是用自有资本还是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生产，或者他是按什么比例用自有资本和别人的资本从事生产，都无法改变剩余价值分割为产业利润和利息的社会事实。因此，没有产业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生息资本对利息的追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此，马克思对生息资本给予了形象的刻画与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说: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资本论》(第三卷)，2004年，第440页） 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只有产业资本、职能资本才能生产和创造出社会财富，生息资本、借贷资本如果不能为产业资本、职能资本很好地服务，必然 “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同上，第500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 “废除利息和生息资本，就是废除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马恩全集》(第35卷)，2013年，第326页）
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性角度对产业资本 ( 职能资本) 与生息资本 ( 借贷资本) 这两种资本存在方式与职能形式的论述说明，在社会主义还需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保留资本和运用资本的今天，我们既要发挥资本的生产性能力，也要防范资本的逐利性动机，在发挥资本为利润而生产的同时注意防范资本对利息的过度追崇。
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本能，使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能动主体和生产灵魂，从而把资本与财富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勾连起来了。如果说，资本按照它的增殖本性来说是 “狭隘的”，那么资本也正是因为这种本性而同时具有 “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 “全面趋势”。就此来说，只要资本还充当着现代社会的生产灵魂和能动主体因而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就还必须继续运用资本的力量来创造财富并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 “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论》(第三卷)，2004年，第288页)这里唯一不同的是，资本的生产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在对立中进行的，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则由于无产阶级能够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而通过相对和平和谐的方式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 第1卷)，2012年，第421页）在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情况下，我们必须破除那种离开资本的生产性而抽象谈论财富生产、生产力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观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资本在推动财富生产和生产力发展“有个性”（同上，第415页）地发展的同时使它 “守纪律”（《马恩全集》(第30卷)，1995年，第396页）地、有节制地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我们要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1版）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要不要资本的抽象问题，而是要什么资本、如何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才能实现 “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具体问题。在这里，“我国资本”即我国社会主义资本与西方资本主义资本的划界与本质问题被突显出来了: 能否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朝着 “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的方向发挥其 “积极作用”、禁绝其消极作用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不是不要资本了，而是要让资本能够有序发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本身就意味着既有红灯也有黄灯还有绿灯，不是一味禁止资本的发展，而是疏堵结合、有效监管资本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 “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恩全集》(第30卷)，1995年，第390-391页）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原则表现和最高体现。
另一方面，资本增殖和逐利的狭隘本性必然会为自己设定出种种生产界限，而资本为了摆脱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命运也必然会不断克服自身的这些限制，寻找适合自己增殖和逐利的新的存在方式和制度环境，为自己开辟规模更大、程度更高、效率更快的价值增殖狂想和财富生产机制。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金融资本的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经济金融化的浪潮，就是资本克服自身限制的两次积极尝试。问题的关键是，伴随着资本存在方式与职能形式的历史演进，资本亦逐渐地从产业资本和职能资本中游离出来，重新沉淀为生息资本、货币资本和借贷资本等，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利息而非对利润的过度追崇。在这种过度追求中，人们仅仅关注生息资本、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投机本能，似乎完全忘记了产业资本、职能资本和实体资本的生产性能力。马克思说: 当 “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时，“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三卷) ，2004年，第67－68页）; “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同上，第541页）。就此来说，为了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当代中国必须积极防范化解那些打着金融创新和投资理财名义进行的非法资本运作、互联网金融等重大金融风险。道理很简单，这些经济行为的过度流行与非法横行，往往会以追求财富之名而对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进行掠夺和欺诈，如果再加上资本不经规范和引导而产生的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恣意妄为和任性发展，固然会给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带来财富，但无疑也会给另一部分人、一大部分人带来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第30页）的论述，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对待资本问题的科学总结，是对习近平在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和在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 “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第4－9页） 等论述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
总之，从资本与财富的关系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生产性功能，特别是正确认识和看待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乃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财富生产和生产力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确实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科学地对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产动因、动能和动力机制问题。
二、资本与劳动
从资本与财富的关系出发分析资本的生产性，我们暂时地抽象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仅仅分析的是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而一旦回到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个 “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恩全集》(第2卷)，2012年，第70页），马克思就从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出发发现了资本的生产性的最后秘密: “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马恩全集》(第3卷)，2002年，第287页）。资本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的生产能力，在根本上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性社会关系。就此来说，当我们说资本是 “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时，并没有揭示出资本概念的全部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本身是“借助于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马恩全集》(第38卷)，2019年，第95页）。正因此，马克思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角度给资本概念下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完整的定义: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资本论》(第三卷)，2004年，第121－122页）马克思的论述说明了两点: 第一，资本自行增殖的生产性能力，在形式上表现为资本循环的流动能力，但在本质上体现着劳动关系的社会性质。第二，价值与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的生产与创造同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但却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源泉。如果说，资本与劳动构成了现代社会财富生产体系的两个核心生产要素，那么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与社会主义财富生产的关键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还是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是社会围绕着资本这个 “地球”旋转还是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马恩全集》(第18卷) , 1964年，第627页）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 是 “资本雇佣劳动”还是 “劳动支配资本”? 是 “过去支配现在”还是 “现在支配过去”?
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凸显出来了: 通过 《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和内部联系，马克思揭示了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的、永恒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 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 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资本论》(第三卷)，2004年，第270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占有性分配关系。资本之所以在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中发挥一种能动主体和生产灵魂的作用，并在对劳动的关系中占有一种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地位，在根本上是因为它在分配之前，已经在生产领域中占有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权。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是由于劳动和生产资料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了独特的社会形式 ( 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 这样的前提，所以价值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并转化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具体形式，从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和分配过程（参看同上，第998 页）。事实上，正是通过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第8页），马克思最终揭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两种生产体制和分配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水平”性竞争关系背后，隐藏着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 “垂直”性剥削关系（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反资本主义宣言》，2005年，第13页）。马克思说: “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本论》(第三卷)，2004年，第230页）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两个根本特征:一是资本对产业工人的剥削，二是资本的竞争性积累及其对抗性质。就是说，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 “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2004年，第743－744页）。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就是对 “现代社会”要 “依靠无产阶级过活”（《马恩选集》 (第1卷)，2012年，第665页）这一生产生活原则的历史现象学阐释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展开，必然是资本主义走向解体。
既然资本创造财富的能力本身就是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那么如何把劳动创造财富的主体能力从资本那里剥离出来归还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就成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的理论主题。它包括了劳动的政治与劳动的科学两个基本方面。
首先，就劳动的政治来说，它包括对资本的批判和对劳动的解放两个方面。在这里，对资本的批判意味着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废除，对劳动的解放则意味着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它们构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 “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同上，第33页） 亦如他和马克思所说: “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同上，第417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所有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强制劳动的间接强制劳动，因而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也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统治关系的资本关系。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性和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说: “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只是说出了雇佣劳动即自我异化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他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马恩全集》(第35卷)，2013年，第232－233页）“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马恩全集》(第38卷)，2019年，第72－73页）如果说，资本对劳动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支配是通过 “过去支配现在”表现出来的，那么这种统治的阶级本质正在于让劳动者阶级停留在被统治地位的 “现在”而丧失了其可能性的 “未来”。
马克思认为，要改变这种 “过去支配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建立 “现在支配过去”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消灭资本关系，消灭劳动的阶级属性。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恩选集》 (第1卷)，2012年，第414页）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同上，第416页）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通过劳动的政治对资本的统治的颠覆，实现私人资本向社会财富、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 “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而是 “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里所改变的 “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同上，第415页）。就此来说，劳动的政治作为无产阶级求得劳动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理论，它的最终价值指向就是通过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同上，第210页），实现有个性的个人与真正的共同体的统一，实现自由联合劳动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统一。马克思说: “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马恩选集》(第3卷) ，2012年，第102页 ）与此相适应，“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恩选集》 (第1卷)，2012年，第422页）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生产造成了资本的财富积累同劳动的贫困积累之间的两极分化，那么把劳动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理论的第一重含义。
其次，就劳动的科学来说。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东西，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然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 “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论》(第一卷) ，2004年，第427页）这一总体原则的指导下，生 产、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了: 科学技术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说: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46页）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看到了 “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马恩全集》(第37卷) ，2019年，第205页）的生产逻辑，马克思不仅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对科学技术特别是机器的 “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述，而且在 《法兰西内战》中从劳动解放的高度论述了劳动的科学的重要性。马克思说: “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 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恩选集》(第3卷)，2012年，第149－150页）
具体来说，与劳动的解放内在相关的劳动的科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性质上说，劳动的科学只能是 “属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 “属于资本的科学”，是有利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有利于资本的科学。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说，劳动的科学只能是 “关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 “关于资本的科学”，是关于劳动者如何节约劳动、科学生产、体面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科学，而不是关于资本如何吸食劳动、残酷剥削、精心压榨、巧取豪夺劳动者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通过它同生产劳动的结合体现出来，但这种结合的内在动力和社会结果却会因为它是出于资本的考虑还是出于劳动的考虑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必然要求发展科学，“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马恩全集》(第31卷) ，1998年，第94页），而且还使科学技术从生产过程中 “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⑥（《马恩全集》(第37卷) ，2019年，第231页）， “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同上，第204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作为科学力量的垄断者和技术力量的支配者，不仅把工人的劳动变成了 “被剥夺了知识”的 “单调、乏味和从属于机器”的 “简单的劳动” “死板的劳动” 和 “无内容的专业”（同上，第154-155页），而且还造成了资本与劳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资本成了科学与真理的化身，而劳动成了无知与衰颓的象征。正因此，马克思才从劳动解放的意义上提出了工人阶级解放、科学解放与科学家解放的社会政治哲学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 “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恩选集》(第4卷) ，2012年，第265页）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生产造成了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776页） 的社会对抗，那么，把科学从奴役劳动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变成劳动的科学，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理论的第二重含义。
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关系出发对劳动的政治与劳动的科学的阐述说明，他所研究的资本与财富，是穿着资本主义盛装和披着科学技术外衣的资本与财富。它说明，在现代生产体制还需要继续围绕着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这个 “轴心” 而运转，还需要继续运用资本、土地、劳动( 力) 、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不仅需要在社会生产体制方面继续发挥这些生产要素的动力作用和市场化功能，而且需要在社会分配体制方面不断完善和健全这些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唯此，才能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充分展现。事实上，对劳动的重视，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追求劳动解放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第24页）的理念: 一方面，从哲学高度阐述了 “劳动托举梦想” “劳动创造幸福”的科学内涵，为我们拨乱反正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和美好生活方面的重要意义。习近平说: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第1版）另一方面，从政治高度论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地位和主体作用。习近平说: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第2版）可以说，从哲学与政治、从劳动的政治与劳动的科学相结合的高度对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科技、劳动与创新等重大关系的阐述，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劳动哲学的总纲领，丰富了我们党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基本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劳动报酬、劳动精神、科技创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分配制度、勤劳致富、积极就业、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创造性论述，就是从这一劳动哲学的总纲领出发作出的重要阐述。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实基础.
三、资本与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资本概念是 16 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产物。马克思说: “市民社会”是 “16 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 18 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马恩选集》(第2卷)，2012年，第683页）; “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211页）。近代思想家先是揭示了 “市民个人”的特殊权利与价值，而后又发现了 “市民社会”的普遍权利与价值，从而把市民社会概念内在包孕的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共、资本与劳动、国家与财富、经济与政治、普遍与特殊等矛盾关系揭示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 “社会”的发现和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资本与国家财富或国民财富的关系问题亦日渐突出并发展起来。
显然，在 “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同上，第6页） 因而经济活动已经被提升到政治问题高度的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首先就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事实上，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和卢梭现代国家理论的回溯性批判，马克思最终折返到黑格尔和斯密市民社会理论的根基处。在走向、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既以 “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为历史背景，又以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或 “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168－169页） 为发展前景，对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资本与世界市场这三个重要关系问题进行了深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从而为自己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制定了一个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恩选集》(第2卷)，2012年，第1页） 的宏大研究与写作计划: 这一计划客观呈现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拓展为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进而外化为资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
遗憾的是，对于马克思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使用的 “市民社会”概 念，我们以往只注意了它的双重含义 ( “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 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868页注释11） ) ，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双重含义其实都是与国家概念内在联系的。如果说，广义的市民社会就是 “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马恩选集》(第1 卷)，2012年，第167页），那么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广义的市民社会为 “现实基础”和 “世俗基础”而创建了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马恩选集》(第4卷)，2012年，第247页）的新历史观，从而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同现代生产和交往联系起来了。马克思说: “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恩选集》(第1 卷)，2012年, 第211页）至于狭义的市民社会，马克思说它是“在 18 世纪产生的”、“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 “真正的市民社会”。狭义的市民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 “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看似 “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但另一方面却 “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同上）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来的 《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狭隘的民族观点在理解工人运动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时，就从现代民族国家依然处在世界历史范围的角度指正了这样的基本事实: “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在经济上处在 “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 “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马恩选集》(第3卷) , 2012年, 第368页）。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关系出发阐述了市民社会的两种意义和现代国家的两种职能，而且把它们同资本问题勾连起来了: 在市民社会 “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的意义上，现代国家必须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 以市场经济为载体) 的关系出发，解决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 在市民社会 “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的意义上，现代国家必须从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 ( 以世界历史为引导) 的关系出发，解决好资本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对外的意义上，现代国家都置身于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资本与世界市场这样三个重要的问题域中。这些问题域的解决既要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现实背景，又要以国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为发展前景。就此来说，只要现代国家及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就不可能终止，恰恰相反，它还必须经由民族国家为其开辟出通往世界市场的道路。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必然经由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而拓展为资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内在逻辑，就是为了证明资产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原则无非两个，一是增殖性和生产性，二是竞争性和扩张性。资本增殖的贪婪性必然驱使资产阶级为了扩大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而 “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在 “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同时，“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恩选集》(第1卷) ，2012年，第404页），从而通过世界市场实现了其侵略和掠夺其他国家而积累资本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马恩选集》(第2卷)，2012年，第17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既然无产阶级陷于绝境和极端贫困这种状况是 “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那么以劳动解放为原则的共产主义亦必须 “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166-167页）。恩格斯还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说明: 共产主义革命 “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同上，第306页）。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从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出发把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同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结合起来，在分析资本的 “存在理由” “文明作用”和 “历史使命”的同时，也分析了资本的 “狭隘性” “局限性”和 “历史限度”。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 至少是一个轮廓) 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恩全集》(第29卷)，1972年，第348页）“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 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862页）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在生产与交往方面具有发展生产力和开拓世界市场这两大作用，不仅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社会关系的发展、为更高级的社会新形态创造了历史条件。然而，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巨量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 “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同上，第861页）。正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单个人 “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从而 “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 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同上，第169页）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不仅依赖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必须依赖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予以推动。
于是，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马克思早期的国家理论主要是通过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对现代国家 (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 进行总体性批判，而在中后期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特别是借由 《资本论》的革命结论而总结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就已经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角度富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本质，建构了社会共和国的原则。在马克思看来，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就是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现形记”: “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 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 ( 同上，第469-470页）由此出发，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成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 “社会共和国”的 “诞生记”: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恩选集》(第3卷)，2012年，第102页）
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尽管失败了，但它提供的经验特别是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则是深刻而丰富的。巴黎公社不仅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代之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的历史情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揭示了 “公社”是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马恩选集》(第3卷)，2012年，第98/138/166页）这个根本立场，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用 “社会共和国”取代 “资产阶级共和国”、用 “劳动共和国”取代 “资本帝国”的历史情形。马克思说: “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 ‘共和国’的最后幻想。……共和国只有作为 ‘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 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 公社公开宣布 ‘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 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马恩选集》(第3卷)，2012年，第150页）这段重要的论述说明: 第一，现代社会不是要不要国家、要不要共和国的抽象问题，而是要什么国家、要什么共和国的具体问题，是要 “这种共和国”( 社会共和国) 还是要 “那种共和国” ( 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问题。第二，资产阶级共和国在 “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 即以共和之名行帝国之实的资本的帝国) 而完成历史赋予它的 “肮脏使命”之后 “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它在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后，必将让位于从市民社会走向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的科学预言在他去世后变成了历史事实。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两次帝国主义发展高潮的到来，实际上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通过资本与国家的关系扩张为资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的两次全球性尝试。这两次全球化浪潮都是以新的资本形式与新的帝国形式的内在结合为开端，最后经由社会主义的革命性突破才使世界历史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次高潮开始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表现为随着金融资本的产生而出现的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其结果是伴随着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苏联、东欧和中国、越南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在这一过程中，霍布森 ( 《帝国主义》，1902) 、希法亭 ( 《金融资本》，1910) 、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布哈林 (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 、列 宁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 等从垄断资本、资本输出、资本积累与金融资本视角出发论述了 “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后所引起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情况和新变化。正如列宁所说: “20 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列宁选集》(第二卷)，2012年，第612页）第二次高潮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表现为随着资本金融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而出现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其结果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而出现的 “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但在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振兴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迈克尔·赫德森 ( Michael Hudson) ( 《金融帝国》，1972) 、麦克尔·哈特 (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 Antonio Negre) ( 《帝国》，200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John Bellamy Foster) ( 《帝国主义和 〈帝国〉》《重新发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新时代》等三篇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2001—2003) 、埃伦·伍德 ( Ellen Meiksins Wood) ( 《资本的帝国》，2003) 、大卫·哈维 ( David Harvey) ( 《新帝国主义》，2003) 等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发展变化及其本质给予了全面分析与批判。正如哈维所说，“资本帝国主义”可以定义为 “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 “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2009年，第24页）。
探讨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并非本文的主题。笔者在这里只是指出这样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特征。通过金融资本扩张来追逐垄断利润始终是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的不变特征。第二，金融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一方面要求金融资本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发展，由此推动了资本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现了从产业资本积累方式向金融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 另一方面也要求民族国家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保驾护航，从而使金融帝国主义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战略作用的重要内容。就此来说，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金融化与全球化进程，表面上看好像可以脱离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而独立运行，但在根本上恰恰是以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历史前提的。这是当代思想家在研究 “新帝国”或 “新帝国主义”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比如，埃伦·伍德就多次指出: “资本的经济力量没有超经济力量的支持无法存在; 而超经济力量，今天与过去一样，主要来自于国家”; “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更为至关重要”; “民族国家是资本积累所需要条件的最可靠保证，也是资本向直接政治统治领域之外进行扩张的唯一手段”; “帝国越是纯粹 ‘经济化’，就越是会催生出民族国家”（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2006年，第4－12、117页）。就此来说，当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把帝国指认为 “一种新的主权形式”（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2008年，序言第1页）时看似是用一种无国界的主权形式取代了一种民族国家，那也只能说明他们只是在资本形态和资本主体的统一上认可了 “帝国”是一种跨越全球的 “资本帝国”，并不是说他们就认为资本真的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范围。正如利奥·帕尼奇 ( Leo Panitch) 和萨姆·金丁 ( Sam Gindin) 所评论的那样: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市场压倒国家这一伪命题盛行之际，《帝国》一书响亮地说出在全球化的今日，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式微，还应当加强（参见吕薇洲: 《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到新帝国主义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9期，第19－24页）。总之，两轮全球化浪潮和两次帝国主义理论的兴起说明，资本剥削劳动、利润侵蚀工资的经济逻辑要进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运动场，就仍然需要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为它保驾护航。
如果承认上述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与国家同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出发，利用资本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这里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 “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因而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仅要正确看待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把握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同异关系。唯此，才能在两种市场经济、两种现代化、两种全球化的现实对峙中，开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新的发展道路，开拓出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文明类型。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这两个历史转化结合起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从政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回归与转型，积极完善并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内处理资本与劳动、对外处理资本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真正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资本的治理，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治理，对资本与国家关系的治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 “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马恩选集》(第3卷)，2012年，第96页）的是资产阶级，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 “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的就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这样的国家治理，既然不能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一方面是 “对财富的贪得无厌”而另一方面却是 “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同上，第82页），那就必须依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存在而实现 “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同上，第153页）的历史任务。很显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实现自身从政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历史转型。这里所说的政治国家与社会国家，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而是说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两种不同的职能形式: 在经历了建立之初和发展之初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而经由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职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正轨后，就必须适时地从阶级专政职能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向社会管理职能为主的发展阶段，实现把民生国家与民主国家统一起来的 “富国裕民”的发展任务。社会国家的这种双重任务 ( 既以社会财富的创造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民富，又以国家治理的改革来推进和维护民主、民权) ，使得它与 “警察国家” ( 专制集权式生产与分配) 、“自由国家” ( 只 管 “自由”生产而不管 “公平”分配) 和 “福利国家”( 只管高福利分配而不管生产过程如何)区别开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人民国家”。就此来说，当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国家 “把 ‘人 民’和 ‘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改变其把资本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阶级本质时，他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因为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甚至对资本与国家的关系的制度变革和职能转换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人民国家”的历史情形，而是提出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这样一个 “只能科学地回答”的问题。（同上，第373页）
总之，既然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能消亡，而社会主义国家又现实地成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客观事实，那么如何通过国家与人民的联接来管制国家与资本的联接从而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它要求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本质和公共性职能出发，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 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结合起来，从 “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必须 “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2012年，第158页）的意义上实现新财富观、新劳动观和新国家观的统一，从而开辟出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把现代化和全球性运动引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哈维的说法无疑是合乎真理的: “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2016年，第216页）
由此观照，当党的二十大站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的高度提出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第21页）时，就已经明确了我们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区别: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现代化国家”与 “人民共和国”的高度统一与深度结合。这样的国家，之所以称之为 “现代化国家”，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和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③（同上，第24-25页），而且能够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样的现代化国家，之所以称之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因为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相信，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能够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