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黑天鹅”的尺度错位原则
黄俊维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来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摘 要】“黑天鹅”发轫于科学哲学，目前被广泛用于指称一类特定风险。理解、防范和应对 “黑天鹅”在公共事务、社会管理及个人决策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主流的应对策略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度地处理“黑天鹅”的威胁，并存在重大的缺陷“。尺度错位原则”则强调应对 “黑天鹅”并不能仅分析其风险特征，而应该以“风险的发生”和“风险主体生命历程”两者是否存在尺度错位来作为是否接受风险的标准。此原则能为应对“黑天鹅”风险提供一些指引性的应用，并与主流策略形成有益补充。
【关键词】黑天鹅；风险；预测；生命历程；认知多样性
一、“黑天鹅”：难以预测的重大罕见事件
在科学哲学和逻辑学上，“黑天鹅”是用于说明经验证据或归纳推理可错性的一个引例，其起源是欧洲人曾认为“凡天鹅皆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在17世纪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以后，却发现当地存在黑色的天鹅。目前在经济学、风险管理等领域中提及的“黑天鹅”，则是对这个哲学引例的再引申，常用于指“9·11恐怖袭击”“美国次贷危机”等影响重大的灾难性事件。这种引申用法的风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风险管理专家塔勒布（Nassim Taleb）在美国次贷危机前夕出版的同名书籍（Taleb, N., 2010），目前它已成为媒体、学术文本乃至公文中用于指称一类特定风险的术语。
要注意到，“黑天鹅”并非一个精确的学术术语，不同的媒体和专家学者各自有着不同的解读，其中最宽泛的、普遍的一种用法是指代那些罕见的、影响极为重大的事件或风险。不过，国内学术界大部分的相关文献通常是把“黑天鹅”作为一个宽泛的、未被良好定义的概念来论述具体事务，而对其在原理、发生机制和防范原则上的探究甚少。可是，“黑天鹅”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的出现与常规风险具有不同特性，也难以用常规的风险防范手段来应对。这种宽泛的概念使用无法把“黑天鹅”与常规风险区分开来，而更像是借用了一个新兴术语来警示容易被忽视的重大风险。故此，若希望能给出更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则需要对何谓“黑天鹅”，以及“黑天鹅”与风险主体的关系作出更为深入的探讨。
显然，除了罕见和影响重大以外，被视为“黑天鹅”的历史事件还有其他关键因素。例如，塔勒布认为，“黑天鹅”具备一个极为重要的性质，即在事前是“难以预测”的。（Taleb, N.,2010）事实上，难以预测也是“黑天鹅”在科学哲学和逻辑学中的本意。这个特征表明了“黑天鹅”风险无法通过事前的分析很好地应对和排除，甚至很难在发生之前就能感知或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在日常话语中，所谓可预测或者难以预测，往往指是否能对一个事件的发生与否作出明确的判断，即断定事件会发生（几乎100%可能性）还是不会发生（几乎0%可能性），概率式的判断常常不被视为一种预测。例如，当我说“如果今晚看不到月亮，那么明天有70%可能会下雨”，即便我的断言是科学且准确的，在日常话语中也很可能不被视为预测。而在关于“黑天鹅”的概念中（以及在关于不确定性、预测与风险的研究中），能否预测的标准不在于对事件给出发生与否的二分判断，而是在于能否对一个事件的发生给出条件化的、概率化的或模型化的刻画，可称为“科学预测”。因此，上述我对“明天下雨”的断言就是一个科学预测。
科学预测也可以适用于更为复杂的情况。假设让我预测素未谋面的赵四的身高，尽管我无法给出具体预测，但由于身高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因此我对赵四的身高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一个模型化（概率分布）的判断。“黑天鹅”的不可预测，在数学特征上最显著的就是其发生不符合正态分布。至于它能够用怎样的数学模型来刻画，则没有统一的学术共识：一些学者指出用幂律分布或其他体现长尾效应的数学模型能够解释众多意外事件，也有学者建议使用柯西分布，甚至认为严格意义的“黑天鹅”应当是无概率的、不可预测的。（Mérő, L., 2018）①
本文采纳相对温和的、基于认知的定义，即难以预测不是绝对不可预测，而是指在认知主体看来，事件在时间、空间、形态、因果链、性质、影响等多个方面整体来看所知甚少，不足以形成一个科学预测。例如，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我不难推断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全球将会面临重大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也会有巨大乃至毁灭性的伤亡（影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我能大概推知，但我无法得知爆发时间、在哪些地区爆发（空间）、战争参与方与形式（形态）、战争的起源（因果）。因此，如果真的在国际形势相近的某天突然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就是“难以预测”的，是典型的“黑天鹅”。
综上，“黑天鹅”的认知概念可以做如下刻画：
“黑天鹅”指的是一个事件：（1）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2）具有重大的影响；（3）在发生前难以形成（认知意义上的）科学预测。
其中宽泛用法仅需同时满足条件（1）和（2），而认知概念还需要满足条件（3）。两者的差异源于对“黑天鹅”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具体而言，上述概念背后的认识论立场是：那些造成极大冲击的、影响深远的事件，就像是从来没有预想过会存在的黑色天鹅，其诡秘之处不在于其罕见，而是在于事前并没有证据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甚至一部分人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即便从更保守的角度看，哪怕有人设想到“存在黑色天鹅”，但这个事件出现的概率是难以估算的、也无法建立较为准确的科学模型来预测。条件（3）的加入，使得“黑天鹅”更符合其原初的哲学意涵、具有更重要的认知意义，而且能催生一系列新的关于风险理解、防范和应对的理论探索，也使得众多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策略需要更新和补充。下文的分析就是基于认知概念而言的。
二、期望效用策略及生存主义困境
如风险哲学家汉森（Sven Ove Hansson）所言：“风险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并不仅仅存在着：它们被选择、运作或推行。”（Hansson, S., 2005）一些“黑天鹅”的存在正依赖于行动主体的选择或放任：如果我选择不坐飞机，那么就不会担心遭遇空难；如果不进行过量的碳排放，就不会引发过量碳排放导致的生态灾难，这种情况可称为“选择型”。而另一些“黑天鹅”，如流行病暴发这类事件，则不属于行动主体所能选择的，可称为“非选择型”
这一区分能够提供一种基于传统决策理论的应对方案。针对选择型“黑天鹅”，行动者需要分析“黑天鹅”风险所带来的得失，然后做出接受或拒斥这一风险的理性选择。一个最常见的选择依据是“期望效用理论”，简单而言，即要求理性决策者选择能带来最大期望效用的方案，（Fermat, P. & Pascal, B., 1929）可称为“期望效用策略”：
分析接受或拒斥选择型“黑天鹅”所带来的期望效用，选择期望效用更高的一项。
期望效用理论是当下主流的风险决策理论，但本身也受到诸多批评，不少数学家、哲学家及心理学家指出，它与人们日常的一些正确的风险决策相悖。（Hansson, B., 1988）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绝大部分人都存在“风险厌恶”，而这貌似不合理的倾向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得到理性辩护。不过，这些批评并不致命，它们更多的是指出理论的修正方向，例如需要采用非线性的效用函数来刻画主观偏好或给出更符合实际的效用曲线，从而把风险厌恶和确定性偏好纳入考虑。然而，期望效用策略应对“黑天鹅”风险的真正困难在于，一方面，它对非选择型“黑天鹅”并没有任何作用；另一方面，即便仅针对选择型“黑天鹅”，其适用性也面临额外的困难。
其一，“难以预测”意味着“黑天鹅”风险的概率和程度是难以准确估计的。即使是金融危机、地震、流行病传播等历史上已经多次发生的事件，专家学者们只能很有限地、模糊地对它们的发生时间、地点和影响程度进行粗略估计。另外，存在一些潜在型“黑天鹅”，它们大多是根据目前环境、社会、科技发展趋势推导出来、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灾难性事件，如过量碳排放导致的生态灾难、计算机病毒引起全球网络瘫痪、核战争的后果等，更是无法预测和评估其具体影响，期望效用也就无从谈起。
其二，一些极为严重的“黑天鹅”具有不可逆的、毁灭性的后果，例如背上一辈子的债务、丢失生命、种群灭绝等。除非这些可能性无穷小，否则这个可选项的数学期望就是负无穷大的。这样，根据期望效用策略，我们永远不应该接受那些带来毁灭后果的“黑天鹅”。然而，这个推论会产生极为反常的规范，例如，它会指出坐飞机甚至过马路都是不理性的，理由是无论这些意外的可能性多么小，只要该选择会带来毁灭性风险（坠机、被车撞死），期望效用就是负无穷大，因而不被接受。这个反常规范可以称为“生存主义困境”，是期望效用策略（传统决策论）处理“黑天鹅”风险的一个主要缺陷。
三、强韧性策略及权衡困境
基于传统决策理论的期望效用策略只能适用于选择型“黑天鹅”。并且由于它是以准确预测和计算“黑天鹅”风险为基础的，因而对潜在型“黑天鹅”束手无策。而另一类针对“黑天鹅” 的风险管理思路，是从安全工程学的角度出发，重点不在于风险的选择，而是假定风险无法彻底规避的情况下做好应对意外打击的准备，使得损害在可接受范围内。例如对“安全系数”的要求，即一个工程的实际设计和其理论最大负荷之间的比值要远大于1——理论上可以承受 200吨车重的大桥，会禁止超过40吨以上载重的车驶过；只要1条缆绳就可以拉起的电梯间，一般会有4条以上的缆绳。在工程设计上，安全系数的要求是要防范不可预见的超负荷、不可预见的材料缺陷、应用理论的缺陷、未知的机制错误以及人为失误等，这些不确定性均难以还原为可用于预测、计算和做决策的概率。（Möller, N. & Hansson, S., 2008）所以，安全系数的考虑显然是一种从非预测的角度来进行的风险应对的思路，这个思路应用在“黑天鹅”的应对上可以总结为“强韧性策略”：
提高风险主体的强韧性以降低“黑天鹅”引发风险的可能性或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害。
这一策略的核心有两个方面：其一，放弃把精力用于追求准确预测，然后以预测结果作为风险防范指引的传统模式；其二，准备工作不聚焦于具体事件的应对，而是提高风险主体本身的强韧性。在个人健康领域，强韧性策略就是不预测自己什么时候生病、会生哪种疾病然后针对性地接种疫苗及准备特效药，而是注重提高个人体质、增强免疫力，让自己身处医疗资源充足的地区。在经济安全领域，就是不去分析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经济过热或者衰退的时点，而是注重保障和提高市场活力、建立健全的金融保障体系、准备好各种有弹性的货币政策和调控手段。
不预测生病、不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等，并不是说这些行动是有害的，而是指这些行动不是强韧性策略的一部分。尽管强韧性策略看上去像是无奈之举、被动防守，但这的确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应对策略，毕竟“黑天鹅”风险的最大威胁就是其难以预测的特性，那么针对性的方案就应当是在不依赖于准确预测的情况下“提高免疫力”。②
然而，它本身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应当如何权衡“投入和产出”？显然，要提高强韧性就必须付出代价，正如提高安全系数意味着设计成本和难度的提高，而且代价往往随着强韧性的提高而指数式增长，但效果却在相当长的时期，甚至永远都无法体现出来。此外，一些学者指出，要做出这个权衡，最终还是得回到对未来情况的预测之上。（Tetlock, P. & Gardner, D., 2015）例如，新建大型建筑物应当做好抵御大地震的准备，但不可能要求所有建筑都能抵御十级地震，那应当如何制定抗震标准？这就必须对建筑物所在地区的地震情况进行预测，以及结合建筑用途和资本所在地区的经济、技术实力综合而定：对处于地震带、有特大地震史且人口稠密的地区，抗震标准就需要定得很高，而一些不在地震带、人口稀疏、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无须采用同样的标准。
所以，强韧性策略面临一个“权衡困境”：提高强韧性存在“投入—产出”的权衡，而合理的权衡必须以预测为基础，这又违背了策略的前提和初衷。
四、尺度错位原则
每个科学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亦即适用对象的“尺度”。例如，物理学教材会强调，牛顿力学仅适用于“低速、宏观物体”；相对地，分子运动理论显然不能用来描述宏观物体。其他事实性描述也类似，如社会科学中关于群体的倾向性的描述不能用于个体身上，而关于个体的属性则不能直接类推到其所在群体之中。
重要的是，微观尺度下对象的变化或不精确的测量，并不会对其宏观层面产生影响，也不影响宏观描述的准确性。例如，水杯中的一个水分子的运动不会影响我对这杯水的状态的判断，一只不喜欢吃鱼的企鹅不会影响我们对南极生态圈的描述，地球上的恐龙灭绝不会影响地球的公转。这一现象既可理解为宏观描述无法把握微观对象的规律，也可以认为微观对象的变化不影响宏观事物。
无可否认，这种“尺度错位”其实仍然是不确定性的大小问题——微观对象的变化并非绝对不会产生宏观层面的影响，而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几近为零。毕竟，理论上说，一个水分子的运动可以在极端巧合的情况下让整杯水温度突然升高、恐龙灭绝也可以基于某种极端的蝴蝶效应影响地球的公转。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一个标准房间内所有空气分子同时聚拢在房间一侧的概率为“10-3*”，这个数值比宇宙诞生的总时间（1017秒）还要小无数倍。（G.伽莫夫，2002）所以说，若两个对象、理论或描述在量的意义上存在无比巨大的差异，那么“量变引起质变”，这种差异就可视为存在质的差异，即两者处于不同尺度之中，存在尺度错位。
以上关于尺度错位的理解可以得到一个相当重要的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黑天鹅” 和风险主体分别置于不同的尺度当中，那么“黑天鹅”的威胁就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风险策略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微观”或“宏观”，而是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与“黑天鹅”会在其中发生的可能性的比较。这好比我在房间中写作，也存在所有空气分子都跑到房间的一角而让我窒息致死的风险，但由于这种可能性与我短暂的人生处于不同的尺度之下，因而是可以接受的。《庄子·秋水》中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夏虫”亦引申为见识短浅之人。可是，夏虫的生命历程本来就不会覆盖到冬天，从夏虫的角度而言“不语冰”并非什么认知不足或德性有缺，而是应当如此。所以，一个风险事件是否要纳入理性考虑和实践权衡，需要先判断它在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中是否会发生：如果这个事件与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不在一个尺度之下，犹如冬天之于夏虫，自然“不可语冰”；反之，对人类而言，冬天和冰则应当在其认知考量之中。这个思路可称为“尺度错位原则”：
一个“黑天鹅”是可以接受的，仅当在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中，存在某种机制使其几乎不发生。
下面是这个原则的两个较为重要的诠释：
第一，风险必有其承担者，它既可以是生物个体或者某个人造物，也可以是生态环境、物种、民族、全人类等，甚至可以是一些抽象之物，例如文字、文化、文明、理论等。这些不同的风险主体具有不同的以时间长度来刻画的生命历程。例如，大部分昆虫的生命历程就是数天到几个月，而人类就是数十年到一百年左右。一些人造物的生命历程，就是其预期使用年限。而生态环境、文字、文化等，则没有固定的生命历程。根据尺度错位原则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直接的推论：生命历程短的风险主体，在“黑天鹅”风险的管理上不需要太高的标准，而生命历程很长或者没有固定期限的风险主体，在风险管理上的标准就需要极为严苛。
第二，“几乎不发生”不应该用统计意义上的“小概率”（在单次试验中几乎不会发生）来理解，而应视为存在尺度上的错位或质性差异。至于如何衡量这个错位或质性差异，的确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不过，正如宏观与微观、低速与高速也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在实践中，科学家与工程师基本上都能区分牛顿力学在哪些情境下适用、哪些则不适用。因此，在具体情境下的“黑天鹅”与风险主体生命历程的尺度大小，同样也可依据专家直觉、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模糊判断。例如，针对平均寿命不到百年的人类而言，十年一遇的意外是需要提防的，而千年一遇的风险则可以接受，万年一遇的灾难就直接忽略；如果是一名危重症患者，由于（剩余的）生命历程很短，风险偏好显然可以大大增加，“同情用药”在这个意义上亦是合理的；如果对象是不会自然消亡的、没有明确生命历程的主体（例如要保护的物种、生态环境、语言文化或人类族群自身等），哪怕是万年一遇的风险也需要高度警惕。
尺度错位原则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是：“风险”其实是一个“主体—事件”的关系属性，即便管理者或决策者对特定风险事件的性质所知甚少（依“黑天鹅”的定义），但对风险主体本身的性质以及风险主体与“黑天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具体的风险管理并不应该忽略这些知识，反而应当依据且仅应当依据这些已知信息来进行。③（Kahneman, D. & Frederick, S., 2002）从这个意义上说，尺度错位原则并不独立提供一般性的、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标准与方案，但也可以得到一些指引性的应用和对主流策略的有益补充。
五、原则的应用
（一）促成微小风险的独立与多样
微观分子的随机运动之所以不对宏观物理运动构成影响，原因在于各个分子的运动是独立的，因此不同分子的运动效果会“互相抵消”或呈现一种宏观可预测规律性。依此模型，如果能够构建一些机制，使众多无法避免且不可预测的小风险之间是独立的，那么重大的“黑天鹅”风险就几乎不会发生。这个原则的推论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及金融风险管理中已经是老生常谈。一般认为，大型金融机构的垄断、机构间的深度勾连以及风险敞口的高度一致性，是使得小规模风险（如单个银行破产）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然而，这个应用实际上是以牺牲当下可见利益或让当下面临更多损失为代价的，因为促成风险的独立和多样，实际上是以风险主体不断地面对各种小风险的打击为代价。所以，这一原则的应用能否被贯彻，实际上更多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例如妥善处理“大而不能倒”的企业等。
这个推论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但更值得强调的侧面，那就是认知层面上的独立和多样。正如风险管理者需要警惕金融机构间的风险相关性并由此形成的正反馈，那么也需要从机制上考虑认知层面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能否带来的尺度错位。毕竟，即便是当下最好的科学理论也不是完美的。事实上，大部分进入具体应用层面的科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其中包含的研究范式、基本预设等，在学理层面上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或局限性。如果大部分认知主体都依赖主流的、当下最优的单一理论和技术，就会违反尺度错位原则，因为一旦当中的预设、理论或技术是有误的，微小的（每个理论技术的应用者）错误就会形成高度一致性，认知风险就会变成实践风险，“黑天鹅”的威胁就会在场。举例而言，如果所有银行对借款人的风险评估都基于同样的预设、理论、模型和数据，从而得出个人住房贷款是最安全的贷款这个结论，进而给予最大贷款比例和最优的利率，那么一旦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这些银行都会同时面临高比例坏账甚至破产。一个银行破产并不算重大风险，但所有银行同一时间破产，那就是致命的“黑天鹅”。所有银行都应用同一套理论以及得到接近的风险评估决策，就好比我的房间中所有的空气分子运动都突然遵从一套特定运动规律，这时候我窒息的可能性未必很高，但尺度错位已经不再成立，“黑天鹅”风险由此出现。
所以，尺度错位原则带来的重要新启示是：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必须重视和促成认知层面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简单而言，至少让各个行动主体（金融机构、各类企业、企业或组织内的各个部门甚至包括不同的科研群体和技术人员）不要只采纳和认可当下最优的或主流的理论、技术和范式，而应该让次优的、不那么主流的但有一定理据或实效的理论、技术和范式也占有一席之地，至少次优者的完整理论、技术应用及产业等都应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保留、保护或保存起来。而对于个人行动者而言，则需要习惯接受多学科的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而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也需要重视多理论、多技术和范式的结合应用，而不是只采用最好的那一个。
（二）注重评估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
不同的风险主体具有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它们不仅预期长度不同，而且在计量和评估方式上都存在极大差异。例如，单个有机体有明确的生理限制，也会自然消亡，但生态环境、种群等则没有明确的自然消亡机制，而文化、文明等抽象对象甚至没有明确的生命长度—— 只要没有被遗忘或遭遇毁灭性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永生的。所以，尺度错位原则实际上指出，是否接受一个“黑天鹅”风险并不完全取决于风险本身的特征（形成机制、可能性、影响等），还应该重视对风险主体生命历程的评估，最终以两者的尺度是否存在错位来作为评估标准。显然，生命历程越长，风险偏好应越低。
要注意的是，对“黑天鹅”风险的特征与风险主体生命历程的评估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这是因为，风险特征的评估需要对未来做预测，而跨越的时间越长，合理预测对经验、理论和证据的要求则越严苛。举例而言，如果我要预测赵四明天最可能身处哪个城市，这并不困难，如果我调查发现他是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普通办公室文员，那么我预测他明天依然会在北京；如果要预测赵四一年后在哪个城市，那我就需要具体了解他目前的工作生活状况，甚至需要打听一些家庭情况才能做判断；如果我要预测他十年后最可能在哪个城市，那么除了以上的信息，也许我还需要收集各种统计数据，以及用上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才能做出合理的分析，预测的可靠性也不高。所以说，当一个风险主体预期的生命历程很长，例如数千年，甚至数万年，那么对其中某天是否会发生特定的重大影响事件的评估难度将是极大的，我们当下绝大部分的科学理论、生活经验、实证证据等都很可能派不上用场。这也就意味着，常人对这些长生命历程的风险主体进行风险管理时，很可能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而不满足尺度错位原则。
也就是说，评估生命历程时，最为重要的也是需要重点提防的是“范围不敏感”（scope insensitivity），即风险管理者会忽略具体的风险承担者的生命历程与自身存在巨大差异，而仍然采用了惯常的理论立场、证据标准、效用原则及安全措施。①不难理解，即便是精明的决策者，也习惯于以自身短短数十年的生活经验、有限学识传承和当下所能获知的证据作为衡量和控制风险的依据。这正如我们都把自己视为“不可语冰”的夏虫，如果风险主体是决策者本身、其他人类个体或者生命历程与人类个体所差无几的对象，那自然是合理的；但如果是生命历程远大于人类个体的对象，例如生态圈、文化、族群乃至文明的传承等，那么便是把这些风险主体置于危险之中——它们很可能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在决策者很可能看不到的某天突然遭到“黑天鹅”的打击。其根源在于，决策者一开始会选择接受“黑天鹅”的潜在风险，是认为它会发生的概率极小且已控制在“可忽略”的范围内，但却没有注意到，若这“极小概率”是以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来衡量的话，自身的经验、知识和证据也不足以对风险概率做出足够准确的预测，这个所谓的“极小概率”很可能并不小，或者其估计偏差是极大的，从而远没有达到符合尺度错位原则的程度。这样的“黑天鹅”对该风险主体而言，实际上是不可忽略的。
（三）对主流策略的有益补充
对期望效用策略而言，尺度错位原则最重要的价值是能处理生存主义困境——即使某个 “黑天鹅”风险是毁灭性的，但如果它与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存在尺度错位，那么它可以不纳入期望效用的计算中，自然不会产生负无穷大的效用而形成困境。所以，坐飞机、过马路固然是有风险的，但如果这种风险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几乎不会发生，我们就没必要为此踌躇不前。④诚然，这可以算是在风险面前的某种权衡和妥协，但它无疑给出了一个可辩护的规范。
对强韧性策略而言，尺度错位原则的主要意义就是对权衡困境提供标准：提高强韧性，使得“黑天鹅”和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之间形成尺度错位。尺度错位原则提供的是一个质性标准，它固然需要预测，但这个预测只是尺度层面的、模糊的和估算的，它并不需要对“黑天鹅” 的发生机制、概率等有足够精细的把握，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衡困境。不过，尺度错位原则提供的标准似乎是过于严苛的，更合理的态度是把其视为安全标准的某种上限，即一个防范措施没有必要在满足尺度错位后依然付出更大代价来进一步提高强韧性，而应该把资源用于其他事务。
结 语
尺度错位原则并不能独立地提供应对“黑天鹅”的建议和实践方案，其主要作用是为接受 “黑天鹅”提供一个评估标准，并衍生出两个重要的指引性应用：其一，促成微小风险的独立与多样，尤其是认知的多样性；其二，注重评估风险主体的生命历程，尤其需要提防“范围不敏感”认知偏差。此外，尺度错位原则也能一定程度上与主流策略形成有益补充，缓解它们的困境，强化其适用范围和有效性。
当然，尺度错位原则并不是应对“黑天鹅”的“特效药”，甚至它本身也存在适用范围有限和无法精确衡量等缺陷。但是，它可作为辅助主流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能对处理具体的“黑天鹅”风险提供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 认知意义上的“难以预测”是相对于数学意义或本体论意义而言的，即就认知主体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无法给出预测，至于事件在本质上是真的完全随机还是具有特定的可描述规律则无关紧要。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黑天鹅”风险的应对原则，这就意味着需要从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的认知视角来看待“黑天鹅”。
② 塔勒布认为强韧性策略并不是这一立场的尽头，他提出更为极端的“反脆弱性策略”，即风险主体在遭到重大打击后能快速恢复，甚至变得更强。这一策略追求的不仅是防范“黑天鹅”，而是要从中获益，但其核心精神依然包括不做精确预测、专注于改变遭到意外打击时风险主体的损益，因此本文也视之为一种（更激进的）强韧性策略，而不单独讨论，可参见 Taleb, N., 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Random House, 2012: 166-273。
③ 对比两类传统策略：期望效用策略需要对风险事件有充分认知，故而对信息的要求过强；强韧性策略则注意到风险主体自身的性质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忽略了“主体与事件的关系”也能为应对“黑天鹅”提供有用的信息，故而对信息的要求太弱。
④ 根据一些粗略的估算，空难的概率低于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便每天都坐一次飞机，也得历经几千年才有较大的可能碰上一次空难，这可以认为与百年不到的人类寿命形成尺度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