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题与棘题：两类不同性质的难题
马雷 周一飞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来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1期
【摘 要】难题是一类具有迷惑性、复杂性且不易解或无解的问题。在科学上和实践上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难题：谜题与棘题。这两类难题自古有之，但在理论上的概括和分析是在科学哲学和管理学中逐步出现的。谜题与棘题在问题确认、问题解答、问题评价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廓清这两类难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而深刻理解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推动问题导向的科学哲学研究和问题哲学研究。
【关键词】难题；谜题；棘题
相比于简单、明了、易解的问题，人们把那些具有迷惑性、复杂性且不易解或无解的问题视为难题（hard problem）。根据各异的划分标准，难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根据探索性的程度，有常规难题和非常规难题之分；根据问题的指向，有经验难题和概念难题之分；根据问题的解答，有有解难题和无解难题之分。本文从问题确认、问题解答和问题评价等方面综合考虑，将难题分为谜题（puzzling problem）和棘题（wicked problem），并以此审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某些差异，审视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差异，推动问题导向的科学哲学研究和问题哲学研究。目前学界对谜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哲学领域。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和劳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谜题范畴，后续科学哲学家继续推进这一研究。国际学者波德（Rens Bod）研究了谜题的解题模型（Bod R, 2007）；凯尔（Brent G. Kyle）研究了谜题推导（Kyle G, 2015）；尼克尔斯（T. Nickles）研究了谜题理解（Nickles T, 2020）；国内学者林定夷研究了谜题结构（林定夷, 2016）；马雷研究了谜题类别（马雷, 2017）。棘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切奇曼（C. West Churchman）提出“棘题”概念（Churchman C, 1967）；后续管理学者霍斯特·里特尔（Horst W. J. Rittel）、梅尔文·韦伯（Melvin M. Webber）初步描述了设计和规划科学中的棘题及其特征（Rittel H, Webber M, 1973）；杰夫·康克林（Jeff Conklin, 2006）和汤姆·里奇（Ritchey T, 2013）等把这些特征推广到其他众多领域。与里特尔和韦伯将棘题对应于“驯题（tame problem）”不同，本文将棘题对应于“谜题”。驯题是那些定义清晰、归因确定、方案明确的技术问题，是较棘题更易解决的问题；而“谜题”虽然与“驯题”具有类似特征，但在难度上与“棘题”属于同一层次。
一、谜题与棘题的提出
谜题自古有之，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立方倍积”“化圆为方”“三等分角”就是著名的谜题。自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谜题的类别和数量不断增长。一方面，随着经验科学和演绎科学的兴起，出现了众多的难题，这类科学问题符合“谜”的一般特征，我们称之为谜题。另一方面，人为设计的疑难智力测试（如猜谜游戏）也形成大量谜题，如由拉丁方阵演变而来的数字游戏——数独就构成典型 的谜题。谜题具有迷惑性，可能不构成问题，或虽构成问题，但不易解或无解。
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科学中的谜题。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首先提出了“科学开始于问题”的命题（卡尔·波普尔, 1986）；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将波普尔的问题观引入数学和演绎科学领域，数学的发现和进步可看作是围绕数学谜题展开的证明与反驳（伊姆雷·拉卡托斯, 1987）；库恩把常规科学看成是“解谜”活动，这样科学中的谜题在一定的科学范式和共同体中得到了确认。（Kuhn T, 1996）劳丹对问题的划分实 际上拓展了库恩的谜题观念。根据劳丹的划分，科学谜题包括经验谜题和概念谜题，经验谜题包括已解谜题、未解谜题和反常谜题，而概念谜题包括内 在概念谜题和外在概念谜题。（Laudan L, 1977）这样“劳丹将 库恩常规科学时期的解谜活动充分加以挖掘，让解谜活动贯穿科学发展的始终”（马雷, 2006）。根据马雷提出的科学协调论（马雷, 2006），科学谜题可进一步分为经验谜题、概念谜题和背景谜题。经验谜题是那些指向 经验的并且其答案可以通过经验直接检验的难题；概念谜题是那些指向概念的、不能通过经验直接检验的难题；背景谜题是那些指向实验、技术、心理、思维、行为的表现为操作层面的难题。对于这些谜题的解答，即理论形态，协调论提出一套评价标准。这是在科学哲学领域对谜题及其解答所作的较充分的研究，但总体上看，协调论主要集中探讨了谜题的解答之评价标准，而对谜题本身的特征描述不足。
科学哲学对于谜题的研究有待深入。谜题究竟具有什么特征？林定夷在经验科学和演绎科学范围内视“谜”为“疑难”：“疑难是求解的理想与智能主体当前能力的差距”（林定夷, 2016）。这似乎只反映了一般问题的特征，对于“难”和“谜”的特征没有刻画。在理论科学，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中，谜题一般由经验、概念、演算等引起，能用概念或符号清晰地表述，具有复杂的逻辑结构，被视为在范式内有明确的解、但不易解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一类与谜题不同的特殊难题———棘题。这类难题也是自古有之，14世纪在欧洲大规模流行的“黑死病”就是典型的棘题，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和对该问题的处置不当，造成欧洲2500万人的死亡。近几十年来，棘题也广泛地出现在政治、经济、管理、安全、医疗、生态、环境、设计等社会实践领域和与之相关的实践科学领域。棘题主要来自资源枯竭、疾病防控、自然灾害、设计决策、知识管理、医疗保健、国际禁毒、核武器使用、核能利用、废物处理、社会不公正等方面。从理论上对棘题进行系统总结是晚近的事。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把“为了达到某某状态，必须完成某某任务”的实践科学问题，看成是由“某某状态必然伴随着某某条件的满足”的理论科学问题附加上心理和动机构成的。（赫伯特·西蒙, 2018）这表明西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棘题与谜题的某种区别。1967年切奇曼正式提出“棘题”概念，这是一类信息混乱、无法公式化、参与者价值冲突，致使系统无序的问题，它的某些解决方案可能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Churchman Ｃ, 1967）1973年，霍斯特·里特尔和梅尔文·韦伯初步描述了设计和规划科学中的棘题及其特征。(Rittel H, 1973）2006年，杰夫·康克林在其著作中把这些特征推广到了设计和规划科学以外的众多领域，并将之归纳为以下六点：（１）除非制定解决方案，否则难以理解棘题；（２）棘题没有终止的规则；（３）解决方案的评价标准不是对或错；（４）任何棘题实质上是新颖的和独特的；（５）每一个棘题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次性操作”；（６）棘题没有给定的替代方案。(Conklin J, 2006）在他看来，有些问题只要符合其中的部分特征即可视为棘题；有些问题的子问题也是棘题，如教育问题中贫困地区的儿童失学问题。2012年，凯利·莱文（Kelly Levin）等提出“超级棘题”概念，除棘题的一般特征，超级棘题还有以下四个特征：（１）时间快要耗尽；（２）没有集中的权威；（３）那些寻求问题解的人造成新的问题；（４）现有政策与未来情况不配套。（Levin L, Cashore B, Bernstein S, 2012）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典型的超级棘题，解决该问题的时间非常急迫，不能等待；没有谁能对该问题负完全责任；在解决该问题过程中不断衍生新的难题；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新情况需要不断调整已经制定的应对政策。
综上所述，棘题与谜题同属于问题中的难题，它们既有难题的“难”的特征，又有自身的独特性。与谜题形成鲜明对照，棘题是一类在具体的和特定的环境或系统中产生的难题，它所含信息复杂易变，因果关联不明，问题主体存在价值、利益及行为冲突，问题定性模糊、易变，问题结构不清，解题模式不固定，解题结果不可逆。我们称棘题的这些疑难特征为“棘手性”，而相对于棘题，谜题的疑难特征则是“非棘手性疑难”。
二、谜题与棘题的区别
为了进一步辨清谜题与棘题概念，我们不妨从问题确认、问题解答和问题评价三个方面对谜题和棘题进行比较，看看这两类难题究竟有什么不同。
１．问题确认之差异
所谓“问题确认”是弄清楚“问题究竟是什么”，“如何发现、提出、表述问题”。一般而言，谜题是这样一类问题，我们能够发现、提出并用清晰的语句或精确的符号和公式来表述它们，这样就便于解题者明确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爱因斯坦很重视问题的确认，他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利奥波德·英费尔德, 1962）。沃纳·海森堡也指出确定正确问题的重要性：“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沃纳·海森伯, 1981）爱因斯坦和海森堡所谓“提出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从“疑惑”向“问题”转化的过程，或问题确认的过程，它包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表述问题。然而，确认问题并非易事，科学家往往因各种原因难以确认问题。比如追光问题、光速问题、电动力学问题、时空问题等谜题都有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它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与谜题不同，棘题难以定义。棘题通常产生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系统中，复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系统与外部环境也发生多重联系，结果在系统内外部之间形成复杂的因果关系。不仅如此，棘题涉及人的行为比谜题更为复杂和多样。人是具有自由意志和现实诉求的复杂主体，这可能造成问题的制造者、关联者和解题者的价值冲突和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实践系统和问题系统逐渐处于无序状态。因此，棘题处于变动之中，模糊不清，原因错综复杂，解题信息不对称、混乱，解题方案因主体不同而各执己见。哪怕在解题方案确定和解题活动展开后，解题主体也难以充分、全面确认此类问题并给它定性，只能通过解题的结果和影响来反思问题并对问题做最终确定。例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如何定义这个问题？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政府机构和公众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说，只要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便无法最终确定它的问题实质，这样解题方案只具有相对的可行性。
谜题的问题确认与其解答之间大都具有一种线性关系，即先确定问题再解决问题。而棘题在问题确认与其解答之间具有一种非线性关系。棘题自身不确定，其定性与解题方案、解题结果相关度大，问题理解与问题解答活动交叉度高，这样棘题主体往往要全过程关注、确认和反思“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当然谜题的问题确定和问题解决之间并非完全割裂的关系，有时候，在解题过程中，概念、经验和演算因素同样影响到问题的确认或确定，以至重新认识原问题。免疫问题最初被科学家看成单纯的疾病防控的谜题，看成如何对抗传染病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免疫被看成是一种确保机体完整性的生理学反应，从而转为生理学问题。（解恩泽, 1998）棘题的事先确定也至关重要，它便于相对准确地制定解题方案，提高解题效率。如城市交通规划问题是棘题，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若干个子问题，探究其深层次问题，如设计、政策、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解题前，若能相对准确地确认此问题的主要子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则可减少它的棘手性。由此可见，谜题和棘题的问题确认过程和确认方式存在很大差异。
２．问题解答之差异
谜题的解答困难是由实验、概念、演绎等造成的。设计实验方案、制造实验工具及实施实验过程等往往是困难的。从经验谜题或概念谜题的解答看，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或理论。目前，对于生命起源的科学谜题的解答，有进化论、化学起源说及宇宙生命论等学说，但科学家仍在寻找新的理论。有时，演绎问题也给谜题的解答带来困难，特别是在数学领域，如黎曼猜想的证明问题，数学家尝试过多种解决方法，包括采用计算机来证明和检验猜想，但仍未如愿。应该说，与素数分布相关的黎曼猜想的证明，已成为大卫·希尔 伯特（David Hilbert)留下的最具挑战的数学谜题。(Lambourne R, 2001）从背景谜题看，自从黑洞的探测问题提出以来，天文学家对“黑洞”的形象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用新颖的“事件视界望远镜”(EHT）系统拍摄到了首张超级黑洞照片。科学家对谜题往往有追求“确定解”的倾向，无形中增加了解题难度。从科学的实际发展看，寻求确定解的目标只能在短期内实现；长远看来，确定解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分子论到原子论，科学家都在力图寻找自然界的确定的谜底。
与谜题解答多运用分析性思维不同，棘题解答多运用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棘题解答过程中，更需要创新解题思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平衡系统各方博弈并尽量避免不良后果。这是因为，以往类似的解题经验不具有普适性，解题主体需设法提出针对性方案，破除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而采取创新解题方式，但这并非易事。例如，导致世界各地水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水污染的处理问题紧迫而棘手，尽管如此，各地不能完全复制其他地区的解题经验。解题过程中需要突破线性的解题方式。另一方面，对于棘题，除了提出合适的解题方案外，还需要将解题方案嵌入到现实世界，置于社会不同博弈群体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中，进而产生对象性的客观结果和影响。流行性疾病防控问题是典型的棘题，如SARS、埃博拉等疫情，由于问题紧迫，制定解题方案后很难更改，处置不当将适得其反，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棘题的解决就具有不可逆性，留下了“不可逆”的痕迹。（Rittel H, 1973）在棘题的解决过程中，人们特别需要小心谨慎、灵活应变。
谜题和棘题的解答都需要创新，但创新的特点不同、偏好不同。“所谓创新，就是解决了别人没有提出或虽然提出但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解恩泽, 1998）在解题时，解题主体需要进一步追问问题，创新解题思路、解题理论和解题方法。就谜题的解题者而言，他们不仅要开创性地提出新概念、新范式，如马克斯·普朗克提出“量子”、约翰逊（W.Johansen）提出“基因”、以及阿纳斯特斯（Paul T. Anastas）提出“绿色化学”等，还要发明新的实验技术、设备以便解决经验谜题，如采用基因编辑和绿色合成等新技术，使用射电望远镜（FAST）设备，改进和创新算法及证明方法等。就棘题的解题者而言，他们不仅要发挥实践智慧，不墨守成规，在瞬息万变中灵活应变，还要善于运用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理念，比如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精准监测台风、山洪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并制定灵活、具体的应急方案。
３．问题评价之差异
谜题和棘题及其解的评价也存在很大差异。库恩首创范式理论来评价科学谜题，有效地解释了谜题及其解的合法性，但存在不足。库恩对概念问题未作任何认真的说明，因而对如何运用范式理论来评价科学中的概念谜题自然也就缺乏说明，而且“范式”概念本身比较模糊，难以评价科学史上众多谜题之间的争论。（马雷, 2006）劳丹用解题理论来评价科学谜题，很好地刻画了谜题及其解的确定性，但也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劳丹的“解题效力”难以评价经验谜题的解题方式和力度，难以评价概念谜题中的各概念间的协调性，难以评价因实验、技术、思维、心理、行为等引起的背景谜题。（马雷, 2006）谜题及其解具有经验、概念和背景三方面的内容，科学协调论从“协调力”出发，试图克服库恩范式理论和劳丹解题理论在谜题及其解的评价中的不足之处。在协调论看来，只有在不同解答的比较中才能评价谜题及其解，这样谜题评价者可运用经验、概念和背景三方面的量化指标系统，对谜题及其解采取精细化的评价，以确定谜题的何种答案是最优的确定答案，解决了谜题及其解的合法性和确定性的统一问题。
与谜题不同，棘题的评价有以下特点：首先，解答的直接效果不容易评价。棘题是独一无二的问题，解题活动有不可逆性等特征，它不能像谜题那样反复实验和求解，因此，难以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题中进行比较，得出解题结果的优劣结论。第二，解题的间接后果难以评价。棘题的解题活动可能引发其他的不良后果或新的棘题，而有些不良后果和引发的新问题需要若干年后才能显现，这难以在解题活动的评价中体现出来。第三，棘题的解题活动会同时产生正反效应。解题者不能回避问题，不能忽视问题的负面效应，这样在考虑实践的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等的因素下，设计出一个相对公正、各方可接受的，结合利弊的综合性的动态评价指标是评价棘题及其解的一大难点。例如，埃及人从1960年起花了十年时间在尼罗河上兴修的阿斯旺巨坝，其初衷是解决航运和电力不足问题，造福埃及人民，然而大坝导致泥沙淤积和下游灌溉不足，反而产生了诸多弊端和新的棘题，由此增加了评价难度。
对于谜题与棘题的评价，其侧重点和难点各有差别，谜题及其解的评价更注重内在指标，后者更注重外在指标。谜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除考查是否有解外，还应精细化地评价概念的新颖性、确定性、一致性等以及经验的新奇性、精确性、可检验性等方面的内在指标。相反，棘题及其解主要依赖于外在因素，外因主导了问题的提出、确认、解决和终止。棘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性，解题者一般难以追求最优解，而是寻求可行的次优解。这样，解题代价、解题效用、解题后续影响等外在方面成为评价的重点。当然，有的谜题及其解的评价仍需考查外在指标，如宇宙基本粒子问题，解决此问题要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科研经费极其昂贵，这时，外在的社会效应就成为重要评价指标。对于棘题及其解的评价有时也应考查内在指标，如废物处理问题，评价主体需明确“废物”概念，确定评价废物分类标准的指标。在此类棘题中，内在的概念评价指标也影响解题结果。
三、区别谜题与棘题的意义
谜题与棘题在问题确认、问题解题和问题评价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点，也有明显的差异。区别这对难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深刻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促进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以及问题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区分谜题和棘题有助于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问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路标。从科学史上看，关于自然的谜题和关于社会的棘题共同促进了科学和社会进步。如果说科学谜题塑造着科学的未来，社会棘题则推动着社会发展。例如，19世纪末，汤姆生提出的两大物理学谜题导致了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产生；凯恩斯针对经济大危机期间暴露出来的棘题，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新的经济理论，它标志着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Science》杂志在125周年创刊纪念之际，发布了一期由125个难题组成的科学难题特刊。其中一些是因经验、概念、演算等造成思维领域的迷惑而形 成的自然科学、数学中的谜题，如“地球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一个皮肤细胞如何能变成神经细胞？”“霍奇闭链是代数闭链的和吗？”等；另一些是因矛盾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等造成的社会科学和实践科学中的棘题，如“为什么改变撒哈拉地区贫困状 态的努力几乎全部失败？”“为什么一些国家向前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发展停滞？”等。（Kennedy D, 2005）同样是难题，但类型不同，解决的方式、路径和结果就可能不同。谜题的理论导向更强，棘题的实践导向更强，在处理这两类不同难题时，我们必须根据其不同特点分析、研判，推进问题解决。
科学哲学研究同样以问题为导向。实证主义者追问有意义的问题及其解答，形成累积式科学进步观；证伪主义者关注问题的动态演进和经过证伪的问题突现，形成批判性科学进步观；历史主义者通过常规问题、反常问题和革命性问题把科学的累积特征和非累积特征综合起来；解题主义者把问题划分为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通过问题的合法转换规范科学进步，将科学的逻辑特征和历史特征统一起来。（马雷, 2017）但是，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问题基本上是关于自然界的谜题，忽视了关于社会的棘题，因而从狭义上说，传统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哲学。完整的科学哲学应当包括社会科学哲学，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不能回避棘题。可以设想，对棘题的深入研究将使得我们对社会运动的复杂性、系统性、反复性等产生更为清晰的认识，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谜题与棘题的划分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进而理解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的区别，理解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区别。从谜题和棘题的比较中不难发现，自然科学难题与谜题关系紧密，而社会科学难题与棘题关系紧密。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中的有机或无机事物和现象及其过程，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和生物学等。它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认识对象，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人们针对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提出谜题。要解决这类谜题，人们要先理解它，把它纳入某个类型给予精确定义，然后运用明确的定量手段寻找最优解决方法，最根本的是运用实验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解决谜题的科学共同体具有相同的世界观、科学观和方法论，因此解题结果可预期，解题结论是确定的。科学家由此发现自然规律，发明自然科学理论，解释或预测自然现象。对谜题的研究推动了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标准的自然科学哲学是以物理学为研究范本的。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功能、科学实验、测量与时空构架、因果性与必然性、决定论与概率统计、科学语言、科学逻辑等。（刘大椿, 1998）后来，人们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领域，产生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步意识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别。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而人类社会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矛盾性、变动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远远大于自然界中的物质。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难题只有在解题过程中才能逐步被理解、被解决，它一开始是不能明确定义的，没有明确的解题方向和方法，没有“最优”答案，而且在解题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棘题。可以说，在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大都是棘题，如果混淆谜题和棘题，不加区分地将社会科学难题等同于自然科学难题，不加区分地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运用于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中，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主题将陷入解题困境中。只有将棘题视为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才能构建真正的社会科学哲学，才能真正理解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区别。
最后，谜题与棘题的划分有助于推动正在兴起的问题哲学研究，指导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统一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问题哲学作为哲学领域的一个新兴的研究分支，它把问题本身作为反思的对象和追问的主题，并在追问和解题中重新认识自然、社会、科学、实践、认知和价值等。问题哲学强调的质疑和追问能够动摇旧思想，展现新的研究路径，导致新事物、新思想和新关系的发现。(Ma L, 2019）把谜题与棘题作为问题哲学的重要概念，有助于我们从难题的不同层面、不同特征出发分析“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析“经验问题”“概念问题”和“背景问题”等，丰富问题分类体系，研究和比较不同类型的问题在问题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结构、问题解答和问题评价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好地提出和解决问题，更好地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借助谜题，我们可以反思自然科学观、认识观、宇宙观等。库恩借助对谜题的追问，提出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以及非累积科学进步观，把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主义推进到历史主义；劳丹借助对谜题的追问，深入研究了科学中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提出研究传统概念和解题进步观，将科学哲学由历史主义推进到解题主义；尼克尔斯借助谜题研究呼吁建立科学哲学的问题学分支，将科学问题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研究问题发生和问题解决的新的概念体系。目前，社会实践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信息化、碎片化，其结果是棘题大量涌现。借助棘题，我们可以反思社会科学观、社会实践观、价值观等。认识到两类难题提出、解决的方式和评价方法的巨大差异，可以使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因经验、概念、演算等造成的思维领域的疑惑，或是因矛盾性、不确定性、社会复杂性等造成的实践方面的障碍，都可能形成难题，有些难题可能是假问题或者是无解问题。就问题哲学而言，提问和解题是人类的理性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谜题与棘题必然是问题哲学反思和追问的对象。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的问题、从进化论到遗传学的问题，谜题的提出和研究推动了科学进步，也催生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到解题主义的发展。而在社会领域中的棘题的提出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更能够推动问题哲学的发展。随着社会实践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信息化、碎片化，棘题的大量涌现，人们的社会观、实践观和问题观也随之改变。这种因问题性质的变化造成的改变导致对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实践的深刻理解。自然科学哲学固然与社会科学哲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从问题研究的角度看，两种哲学可以统一起来，形成专门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哲学体系。这样，不仅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得以发展，而且新的哲学形态——问题哲学也将得以形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