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运气”到“反风险”：认识论的新转向
黄俊维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来自《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6卷第1期（2024年1月）: 38-44
【摘要】“知识与运气不相容”是当今的认识论共识，能否识别并排除认知运气成为鉴别一个知识理论是否可取的试金石。然而，回顾以排除认知运气为核心的知识理论，可以发现这一共识并不存在牢固的理论基础。此外，本文从“幸运知识”案例、风险概念的优先性和知识谱系学三个角度出发，试图表明，认识论学者一直以来所讨论的“反运气直觉”其实是“反风险直觉”，理解何谓知识的核心并非认知运气，而是认知风险。
【关键词】反运气直觉 认知运气 认知风险 知识谱系学
对知识与运气关系的探讨，是当代认识论的核心话题。一般认为，知识并不是运气的产物，仅凭运气而相信了某个真命题称不上获得了知识。也就是说，知识与运气是不相容的，这种运气则被称为“认知运气”（epistemic luck）。
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认知运气逐渐受到关注，能否识别并排除与知识不相容的认知运气成为检验一个知识理论的试金石。有一些学者甚至指出：“（让知识）‘免疫于运气’的要求是当下知识理论研究中几乎唯一的共识。”（Riggs, W. 'Why Epistemologists are so Down on Their Luck'[J]. Synthese, 2007, 158(3): 329-344.）诚然，这样的断言也许失之偏颇，但无疑反映出“知识与运气不相容”已经成为一个默认的认识论立场。
因此，不少认识论研究致力于寻求某种“反运气条件”，背后的想法是希望能准确地把握住“知识”这一概念与某种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然而，通过回顾与分析“反运气论题”以及“反运气认识论”，却会发现用“运气”来刻画知识与某种不确定性的关系是不够准确的。一方面，存在凭借运气而获得的“幸运知识”，所以知识是与运气相容的。另一方面，“风险”在概念上优先于“运气”，用风险这个术语能更好地抓住知识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此外，通过对知识的谱系学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反风险”的重要性：求知活动是一种认知上的冒险，因此人类需要把低风险的信念标记出来以示区分。
一、反运气论题
“知识与运气不相容”是当下被广泛接受的认识论共识，以下称为“反运气论题”，简要地表达如下：
反运气论题：认知主体S知道P，仅当P并非主要凭借认知运气为真。
反运气论题在三个方面对知识与运气不相容这个认识论共识做出更为具体的界定。第一，这是一个关于知识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对知识与运气关系的判断，应该更多地从必要性上进行考虑，而非表达了知识区别于真信念的全部特征。其次，与知识不相容的运气，并非指认知过程中的所有运气，应该是某些特定的、作用于信念真值的认知运气，一些哲学家称之为“成真运气”（veritic luck）。（Unger, P. 'An Analysis of Factu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8, 65(6): 159-170.），（Engel, M. 'Is Epistemic Luck Compatible with Knowledge?'[J].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2, 30(2): 59-75.）此外，知识并非与任何程度的认知运气不相容，从更保守的角度（也更显然能成为一种共识），认知运气不能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但允许起到次要作用。
反运气论题抓住了人们关于知识的一种直觉：当一个人宣称知道某事的时候，不仅仅指相信某事为真，而且意味着他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获得了这个真信念。反之，假设一个人通过抛硬币而相信明天会下雨（随机猜测），因为想对着流星许愿而认为今晚会出现流星（一厢情愿），或者采用滴血认亲的方式来鉴别亲缘关系（错误的认知方法），即使最后他的信念都是正确的，也只能算作一种歪打正着，凭借运气获得了真信念而已。究其原因，无论是随机猜测、一厢情愿还是错误的认知方法，都并没有促使信念为真的倾向，依靠这些方式形成的信念即使是真的，也应该主要归功于运气而不是这些特定的认知方式。
反运气论题被广泛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似乎揭示了“盖梯尔问题”（the GettierProblem） 的本质。盖梯尔（Edmund Gettier）在上个世纪60年代通过巧妙地构造了两个反例表明，传统知识理论——“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存在严重缺陷。（Gettier, 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J]. Analysis, 1963, 23(6): 121-123.）盖梯尔给出的反例一般称为“盖梯尔例子”，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个：
十个硬币：史密斯和琼斯同时在应聘一个工作岗位。史密斯无意中听到公司总裁谈话说琼斯会被聘用，并且，他在十分钟之前亲手数了一下琼斯的口袋里一共有十个硬币。于是，史密斯有很强的理由相信：（1）“琼斯会最终获得工作，且琼斯口袋里有十个硬币。”于是，他便相信:（2）“口袋有十个硬币的人最终会获得工作。”这是因为，如果（1）为真，（2）也为真。然而，史密斯所不知道的是，公司主管实际上决定聘用史密斯本人而不是琼斯（史密斯听到的是公司总裁的口误）。不过，由于他口袋里恰好也有十个硬币，所以即使（1）是假的，史密斯的信念（2）依然是真的。这样，信念（2）的确是史密斯的“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认为这是史密斯的知识。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传统知识理论作为一种关于知识本性的理解是有误的，因为它无法正确地给出盖梯尔例子中认知主体的知识归属。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盖梯尔问题逐渐成为认识论讨论的热点，而盖梯尔例子及其变例也成为认识论文献中的常客。
在早期关于盖梯尔问题的讨论中，哲学家尝试提出各种关于知识概念的充要条件以规避盖梯尔问题，但整体而言并不成功。随着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学者们逐渐发现，几乎所有盖梯尔例子及其变例都具有一些通用结构。例如扎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给出一个“通用模板”：第一步，对认知主体采信一个命题给出足够强的辩护条件；第二步，添加一个坏运气使得认知主体通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真信念；第三步，添加一个好运气以抵消上一个坏运气的影响，使得认知主体形成的信念恰好为真。（Zagzebski, L. 'The Inescapability of Gettier Problems'[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4, 44(174): 65-73.）当然，扎泽博斯基也不认为所有的盖梯尔例子都会完全符合这个通用模板，但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被认为是“盖梯尔例子”的情境中，至少都具有第三步，即主人公在最后总是成为认知上的幸运儿。以“十个硬币”为例，史密斯的信念“本应该”是假的，毕竟他听到并相信的是一个不正确的信息，然而他最终依然获得了真信念，这基于他碰巧在自己口袋里也拥有十个硬币，这无疑是一种好运气。所以，盖梯尔例子展示的，正是凭借认知运气使得信念为真的情境。这样，盖梯尔问题就可以用反运气论题来解读：凭借运气获得的真信念不足以称为知识，合理的知识理论应当能成功地识别并排除认知运气。
然而，认知运气是否理解知识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反运气论题是否真正抓住了知识本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在一步怀疑认知运气在知识理论中的地位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以排除认知运气为核心的知识理论究竟是如何构建的，并存在哪些困难。
二、可靠性与反运气认识论
实际上，当下各种主要的认识论进路中，排除认知运气的基本方式是一致的，即以“真信念+X”作为知识概念的基本框架，其中“X条件”是一个（或一组）反运气条件。不同的认识论进路的主要差异就是如何解释和刻画这个“X条件”，以表明它具有某种“利真性”（truth-conduciveness），从而能够排除认知运气。最经典的、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认识论进路称为“过程可靠主义”（process reliabilism）：知识是由可靠过程所产生的真信念。（Goldman, A. 'What is Justified Belief?'[A], Pappas, G. (Ed.) Justification and Knowledge: New Studies in Epistemology[C], Dordrecht: Reidel, 1979, 1-23.）其中的可靠性是指，获得真信念的概率需要足够大。可靠性往往被认为是知识的一种反运气条件，因为可靠性越高，即获得真信念概率越高，那么允许运气介入的程度便越低；反之，如果可靠性很低，获得真信念就是一种运气。因此，从过程可靠主义的角度，所谓认知运气就是可靠性的反面，满足反运气论题的方式是让可靠性足够大，例如高于某个概率阈值。
尽管过程可靠主义提供了一个分析和排除认知运气的基本思路，但作为一种处理认知运气的认识论进路却受到不少批评。其中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过程可靠主义所采用的概率陈述无法很好地排除运气。这是因为，一个正确的处理反运气论题的思路应该是在充分理解运气概念的基础上再给出的匹配的反运气条件，这一立场通常称为“反运气认识论”。一般地，反运气认识论的支持者常常以“安全性原则”（the safety principle）作为其反运气条件，其表达如下：
安全性原则：认知主体S的信念是安全的，当且仅当，在大部分邻近的可能世界中，S 用跟现实世界相同的方式去形成这个信念，这个信念依然为真。（Pritchard, D. 'Anti-Luck Epistemology'[J]. Synthese, 2007, 158(3): 277-297.）
反运气认识论的支持者指出，无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经验研究还是关于运气概念的哲学分析，运气显然是一个反事实概念，即是否存在运气以及运气的大小应取决于现实情境与假想情境之间的比较，或者说是可能世界之间的比较。尽管如此，安全性与可靠性在处理认知运气的大体思路上并没有根本差异，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模态化条件来刻画和排除认知运气，而后者则采用更为常见的概率表达。之所以如此解读，是因为无论可靠主义还是安全性原则，均也没有解释知识为什么需要满足反运气论题。当然，如果“与运气不相容”就是知识的一个本质属性，那么理解并构建一个合理的知识理论似乎并不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而只需要找到知识的反运气条件即可，这正是反运气认识论的基本立场。
但是，这种把反运气论题直接视为知识的本质是明显不妥的：首先，它更像是一种针对现象而给出的表面分析或特设性解释，即满足了一些具体案例（包括盖梯尔例子）中关于知识归属的直觉判断，而缺乏对知识与运气关系的更深层的说明。其次，这个立场存在教条主义的嫌疑，即由于“知识与运气不相容”是一种认识论共识，从而认为这就是知识的本质。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个共识本身便是不成立的，那么反运气认识论就是误入歧途。事实上，部分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的支持者就是持有类似的立场。例如，索萨（Ernest Sosa）认为：“知识是基于智识德性的真信念，其中的信念是因为德性而不仅仅是巧合而为真。”（Sosa, E.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7.）扎泽博斯基则强调，知识就是以“认知尽责的方式获得的真信念”。（Zagzebski, L. On Epistemology[M]. San Francisco: Wadsworth, 2009, 127.）可见，德性认识论者认为，认知运气的存在就是因为认知能力或德性的缺位。也就是说，知识与运气不相容只是一种表象而非本质，理解知识的关键也许是另一个直觉，例如某种“能力直觉”。德性认识论的确为反运气论题提供了一个更深层的说明，但它实际上是对其背后的认识论直觉的重要性进行了否定。
本文同样力图论证运气并非理解知识的关键，但不认为反运气论题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背后的一种关于知识的直觉（下称为“X直觉”）确实存在，只是这个直觉并非与运气相关的，而是与风险相关①。下面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证为什么“认知风险”（epistemic risk）才是理解知识的关键。
三、幸运知识
通过寻找某种利真性条件来满足反运气论题，是为了满足支持反运气论题背后的X直觉。但是，如果能找到一些例子，表明X直觉被满足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幸运知识”，那么就能表明“排除运气”也许根本不是X直觉的真正诉求，X直觉就不应该称为反运气直觉。考虑以下例子：
三维立体图：三维立体图是一种利用双眼视差和光的折射原理构建的、能让人观察到立体图案的平面图。表面上，三维立体图通常是一些带有一定规律的色块构成的平面图，但通过特殊的观察方法则可以看到“隐藏”于平面图上方或下方的、与平面图所画的内容完全无关的立体图案。然而，能否成功观察到立体图案与特定个体的技巧和生理结构相关，一部分人能够很轻易地感知到，但也有部分人只有极低概率才能看得出来。赵四正是一个不精于观察立体图案的人，他往往盯着图画看很久也徒劳无功。不过，只要能够知觉出立体图案，他便能准确地做出报告。在最近的一次工作任务中，赵四需要观察手上一张画满暗绿色块的平面图，并幸运地知觉到浮现在平面上方的一个人脸图案。于是，赵四在工作报告中写道，该图画是一张隐藏了人脸图案的三维立体图。
例子中的赵四知道那是一张隐藏了人脸图案的三维立体图，然而，他是幸运地获得这个知识的，因为他极有可能看不到任何立体图案。也就是说，赵四观看三维立体图这个认知过程并不满足可靠性。
然而，赵四观看三维立体图而获知人脸这个认知过程似乎依然满足了X直觉，这也是为什么认为他获得了知识的原因。如果认为这个认知过程具有某种可靠性，则应该用获得信念的真与假的概率比来衡量，由此，可以得到另一类“可靠性*”来区分上一节所说的“可靠性”。两者的对比如下：
设 P 指事件发生的概率，T 为事件“获得真信念”，F为事件“获得假信念”，那么：
可靠性：P（T）>a（其中a>0.5）
可靠性*：P（T）/P（F）>b（其中b>1）。
赵四对三维图案的知觉不符合“可靠性”，但符合“可靠性*”。不难发现，两个可靠性的差异在于：可靠性是由“获得真信念”的百分比来刻画的，而可靠性 *则是由“获得真信念和获得假信念之比”来刻画的。进一步看，信念形成过程存在三种可能结果——“获得真信念”“获得假信念”以及“没有获得任何信念”，仅当不存在第三种情况时，两类可靠性才可以相互替代。然而，大部分讨论可靠性的文章和各种常见的认识论案例当中，均极少考虑“没有获得任何信念”的情况，“可靠性”经常被认为同于“可靠性*”。
可是，一旦把“没有获得任何信念”这个结果的概率放大，就会发现“可靠性 *”才是符合知识直觉的利真性条件，也就是一个更合理的X条件。然而，“可靠性*”似乎并没有排除认知运气，即难以用来满足反运气论题。例如，“三维立体图”中的赵四满足了“可靠性*”，但他获得知识主要是凭借了运气。
“三维立体图”代表了这样一种知识形式方式：只有很低概率能获得真信念，但获得假信念的概率比真信念还要低很多。最终体现为，如果能获得目标信念，那么它更可能是真的。在诸如药物和新材料研发、矿井勘测等实践中，往往就是采用这种“笨拙的”知识形成方式。例如，科学家为了治疗某个疾病而研发出某个药物，需要进行一系列临床试验：如果最终能全部通过，则医学界承认“该药物是有效的”，也会被应用。不过，从动物实验到三期临床，绝大部分的药物会被淘汰。相对地，如果能通过全部试验，则医学界会承认该药物是有效的，也会被应用。
可以说，在不少探索未知事物的前沿认知活动中，“（在理论或经验指导下的）随机自由探索”就是人类的一个主要的求知方式，它们满足“可靠性*”，但由于成功的概率很低，其产物和成果的获得会被认为带有不少的运气成分。由此看来，知识并非与运气不相容，实际上，人类一直接受通过运气而获得的知识。
如果理解知识的关键不在于运气，那么X直觉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尝试从“可靠性 *”和“可靠性”的对比中探知。
如果不满足“可靠性”，其结果就是认知主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得不到真（信念）”。而在这条件下，即便偶尔得到了，也被视为是一种运气。对应地，即便满足“可靠性*”，依然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得不到真”，“三维立体图”正是表明这种情况。但是，“可靠性*”保证了认知主体不太可能获得假信念。这里有一个细微但关键的区分：“得不到好结果（真信念）”并不等于“得到坏结果（假信念）”。前者让我们难以获益，后者则会让我们暴露在风险当中。如果认为“可靠性*”更符合X直觉，那么这种聚焦于排除“得到假”的要求，就是一种排除认知风险的规范，可称为“反风险直觉”，其刻画如下：
反风险直觉：知识不能是高风险认知活动的产物，应该从识别、控制和排除认知风险的角度来理解知识和知识相关的认知活动。
反风险直觉并不是一种新的关于知识的直觉或规范，它就是“反运气直觉”更准确的名称。换句话说，在盖梯尔问题以来所形成的反运气论题，在关于何谓知识的理解上瞄准了一个错误（但也比较接近）的靶子，认识论学者在努力理解、刻画和处理的那个X直觉实际上并非与运气直接相关，而是与风险相关。进一步地，接受反风险直觉也并非认为可靠性或安全性就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正是采用反风险的角度来理解X直觉，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反运气条件”的为什么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以及存在的哪些可能缺陷。
四、风险优先于运气
支持反风险直觉是X直觉的第二个理由是：对运气的理解可以基于风险，但反之则困难许多。换句话说，风险（在概念理解上）是优先于运气的。例如，关于何为运气，可以采用一种“运气的风险观”：运气就是对各种不同风险的规避或兑现。如果一个人是走运而获得真信念时，可以理解为其信念形成方式存在很大的认知风险。类似地，当一个人走霉运时，可以理解为是在低风险的情况下依然遇上了糟糕的结果。运气的风险观未必是关于运气的一个正确解读，但它指出了一个事件的运气能够“解释为”风险。相对地，反向的解释往往会显得复杂、古怪甚至不合理，例如，若使用运气概念来解释“认知主体在某个信念形成方式下存在很大的认知风险”，就只能采用类似如下的表达：“某个信念形成方式是依赖于运气的，那么如果得到假信念，则是寻常的结果；如果得到了真信念，则是运气的产物。”
所以，风险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事件中的运气为何存在，但反过来则不成立，至少在表达和理解上会十分古怪。这个特性可以进一步从事件的运气和风险的感知上得到：风险产生于正时序地分析一个不确定事件，认为根据其初始状态，很可能会出现坏结果；运气产生于逆时序地分析一个不确定事件，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会出现的。（Navarro, J. 'Luck and Risk'[J]. Metaphilosophy, 2019, 50(1-2): 65-73.）因此，当分析对象是事件或者事件的结果时（例如，随机猜测明天会刮台风，结果是真的），无论基于运气还是风险都能理解这为什么这不算是知识，但当分析对象是事件的初始状态时（例如，某人用了“随机猜测”这种信念形成方法），从风险角度依然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没有知识，但从运气角度的话，由于这时候结果还没形成，就只能假设多种结果的出现，然后做分类讨论，这就显得特别奇怪。可见，风险是一个比运气更基础的、更适用于分析事件不确定性的学术概念。
“风险”在概念上的优先性还进一步体现在，它能更好地让X条件独立于知识概念的“真条件”。诚然，X条件是一种利真性条件，这里的“独立”并非指其与真无关，而是不需要先对信念的真做出断定。换句话说，X条件乃至X直觉并不是针对真信念的，它不是一个对真信念的规范，而是对求知过程和其产物的规范。
不难发现，反风险直觉可以满足这个要求，而反运气直觉则不行。原因很简单，要判断运气是否存在，首先需要认定信念为真或假设为真，才能进一步考虑它是否“凭借运气而为真”。相反，要判断风险是否存在，则不依赖于真条件是否被满足。例如，若认知主体基于“随机猜测”的方式来求知，那么无论产物什么，都一概不能认为是知识，这就是反风险直觉的直接体现。
这里也许会有一个反对意见：凭什么认为X直觉或X条件不是针对真信念的规范呢？回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哲学家在考虑知识的规范时必须以“真信念”为基础。如果要溯源的话，大概可以从柏拉图关于知识的描述上找到影子，即“知识是某种真信念”这个说法。而在盖梯尔问题之后的讨论中，知识就逐渐被默认地理解为是“真信念之上在加上X条件的东西”。其次，认为X直觉或X条件不是仅针对真信念、而是关于求知过程和其产物的规范，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认知论视角去理解知识、知识生成以及相关概念，而非仅仅为了特设性地回应盖梯尔问题而尝试为真信念附加某个限制条件。第三，即便从构造定义的角度把知识等同于“真+信念+X”，更自然的方式也应当是把各个条件理解为相互独立的，各自的判定不应该以其它条件得到满足为前提。
综上，在关于知识或者求知过程的分析中，能够用运气来刻画的，也同样能用风险刻画，但反过来则困难许多。因此反风险直觉比反运气直觉能更好地抓住X直觉的本质。
五、知识的谱系学
支持反风险直觉是X直觉的第三个理由是，若从“谱系学”（genealogy）的视角出发，可以很自然地解释知识为什么需要“反风险”。所谓谱系学，是指“一种叙事方式，试图通过描述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方式、可能产生的方式或可想象的方式来解释这种现象。”（Williams, B. 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简单而言，就是要给出一个合理的叙事而促进对某个现象的理解。在这里，所关心的现象就是“知识”（或意思相近的）概念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以及它何以是重要的。以下尝试对此给出一个关于知识概念的谱系学分析：
首先，知识概念的产生，满足了人类表达上的一种需要，即标记出一类认知主体所拥有的某些特殊信念以示区分。其次，这种标记显然不是服务于某种精致的、理论上的考量，而是服务于更基础的、广泛的生存实践。也就是说，知识首先是一个实践概念，而不是理论概念，这样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它是一个跨文化的、古老的且普遍的词语。再次，这个实践需要也许与“真”有关，但不是真本身。因为，如果仅仅是“真”，大可以使用“真理”（truth）而不需要“知识”，但显然地，在英语中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汉语中“知”甚至显得比“真”更为自然且基础，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也是更为核心的概念。（吴根友、徐衍.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真理”观念[J]. 哲学动态, 2019, （3）: 69-76.）所以，“真”固然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但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是我们应当在乎的，那就是评估自己与他人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了出错的风险，使得信念表征了实在。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构建出“知识”一词——标记那些值得依赖和传播的、不会让人陷入迷途与危险的信念。这些信念的形成特征，就是“反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有利于实践”的信念的识别不止步于真，而是极为依赖于信念形成过程和对过程的评估。因为，人类并没有“第三视角”或者“上帝之眼”，即无法确定地断言真理，绝大部分关于“真”的看法，例如“相信 P”或“宣称 P 为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概然推断，是一种认知上的冒险。那么，既然是一种冒险，其评价标准或曰规范，自然就是风险的大小。这就是为什么知识需要具有“反风险直觉”：因为“知识”就是对这种认知冒险的肯定，能被标记为知识的信念，对认知主体而言，就是低风险的，从而是有价值的、可依赖的、值得传播的命题。
结语
知识需要反运气，这是自盖梯尔问题以来形成的一个关于知识理论的概念框架。然而，随着对何谓认知运气、知识与运气关系的深入探讨，反运气论题一方面被逐渐接受且成为共识，另一方面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
这个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是运气概念本身十分模糊且充满歧义，因而不是很适合作为概念分析的术语，但更为致命的是，反运气论题在关于知识的直觉规范上的把握实际上是有所偏差的。通过“幸运知识”案例、风险概念的优先性和知识的谱系学分析，可以发现，更恰当的做法是把“反运气”转换为“反风险”，即从认知风险的识别、控制和排除等角度来理解知识。
事实上，部分反运气认识论的支持者，例如普理查德也逐渐接受“反风险”立场，并修正其理论为“反风险认识论”。（Pritchard, D. 'Epistemic Risk'[J].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6, 113(11): 329-344.）但是，“反风险”和“反运气”之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知识定义问题，而是涉及更广泛的认识论转向——对知识乃至众多认识论概念的合理分析，例如信念、证据、理解等等，需要围绕着风险识别和排除来展开。明确知识具有一个反风险直觉，并构建一个基于风险分析的认识论，无疑能够为能为众多认识论话题，如怀疑论、知识价值、信念规范、实用入侵等，提供一个新颖的、也更为合理的理论视角。
①对德性认识论的一个简短回应是，“能力”也不是知识的本质，它是行动者识别和排除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的、在任何情境下都必须占有主导地位的因素。本文重点并非讨论风险与能力的关系，故不详述。但无可否认，要构建一个基于风险的认识论，对能力的分析是相当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