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
李景源
［摘 要］ 深入探讨改革开放和唯物史观的本质联系，对于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维度来看，不论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理论工作者，都最终通过唯物史观辨明了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各种迷茫和困惑。我们不仅以 “历史之问”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而且还辨明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以历史为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并善于从哲学理论层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建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主解释话语体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0
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7 月 26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1］。这一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和时代精髓，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思想武器。为此，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与唯物史观的本质联系，对于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能够提供强大助力。
一 “历史之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长期以来，学术理论界形成了一种观念定势，也就是认为对改革开放进行研究，都需从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应该说，这种做法遮蔽并误判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起源。
近年来，结合历史文献，学术理论界经过深入研究表明，不能用历史变革性消解历史连续性，对于改革的探索亦是如此。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探索，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1975 年，只是当时并未形成正式的纲领性文件。1975 年，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可以说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 “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 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 ‘四人帮’。”［2］胡乔木也认为，1975 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江泽民也有过类似论述，他指出，1975 年的整顿 “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3］。这些讲话清楚地告诉人们，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应该从 1975 年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开始。
上述判断既符合实践和理论发展规律，也是有历史和文献依据的。应该说，对中国改革的探索起始于毛泽东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作出的思考。从国内形势看，从 1974 年 8 月至 1975 年 1 月，毛泽东针对国内整体状况，先后作出了 “三项指示”，即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从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看，特别是针对当时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不振的状况，毛泽东感到非常困惑，要求国内学者开展深入研究。继毛泽东之后， “社会主义何以发展不起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也成为邓小平 1975 年复出后着重探索和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同 “四人帮”的斗争始终是围绕历史观进行的。当时，“四人帮” 把发展生产和按劳分配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邓小平决定展开对这些观点的澄清和批判。为了反驳 “四人帮”的 “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1975 年 6 月邓小平在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谈话中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 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 ‘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 现在把什么都说成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 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4］这一 “历史之问”石破天惊地明确提出了 “何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前进的动力” 问题。邓小平与马天水的谈话，揭露了 “四人帮”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大搞唯心史观的哲学实质。
粉碎 “四人帮”以后，1976 年 10 月 15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指出: “‘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 ‘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 ‘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5］之后，他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说，要组织人写文章批判 “四人帮”的谬论， “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他们讲上层建筑也是只强调 ‘专政’的一面，只讲 ‘专政’问题，但人民内部存在的极大量的问题不是专政，例如管理就不是专政”［6］。
为了引导历史观方面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先后主持发动了三场大讨论，即关于 “唯生产力论”的讨论、关于 “物质利益”的讨论、关于 “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这三次讨论的内容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更是哲学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他亲自委托胡耀邦同志将三篇文章交给 《哲学研究》在复刊号上发表，题目分别是 《历史唯物论还是历史唯心论———对 “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批判》( 林子力、有林)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驳 “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 ( 罗元铮、赵履宽)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论断不容篡改》 ( 方辛) 。除了发表这三篇文章，他还指示 《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一次首都理论界的讨论会，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一步批判 “四人帮”所谓 “唯生产力论”问题上的极左谬论。有人错误地认为，邓小平没什么理论，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十分荒谬的认识方式，更不符合历史实际。在这次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他在理论上的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在关于 “物质利益”与 “革命精神”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 “不讲按劳分配，不讲多劳多得，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运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只讲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讲物质利益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只要具备革命精神，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克服。应该说这是不符合唯物史观原则的。恩格斯曾经说过: “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 ‘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7］因此，解决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的关系问题，强调在注重革命精神的同时重视物质利益，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目的是为了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中国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滞后、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现实，是为了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这既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准则，也为后来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二，针对 “四人帮”鼓吹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言论，邓小平首次讲清了 “三种革命” 的关系。1980 年 3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仅仅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最根本的革命。”［8］邓小平真正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论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为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后，他又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认为，阶级斗争革命和改革的目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服务的。这样，通过揭示三种革命的关系，把革命观和政治观重新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批判了 “四人帮”长期鼓吹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唯心史观。邓小平的 “三种革命论”对深刻总结现实的社会主义所遭遇的挫折，纠正将 “革命”异化的极“左”思潮，防止社会主义自毁长城，重新将唯物史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等根本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进行了深化。1978 年 12 月 2 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在他亲笔拟出的讲话提纲中再次强调: “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四人帮”只讲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只讲阶级斗争革命，不讲生产力革命，就是把两者对立起来，搞空头政治。从 1975 年到 1980 年，邓小平提出并推动开展了关于生产力和物质利益等涉及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重大讨论，重新肯定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为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哲学基础。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重申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主义本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强调指出，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判断 “姓社姓资”的标准是 “三个有利于”，等等。这些真知灼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解决和确立了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路线和发展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
二 辨析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长期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引发的历史性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源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的深刻反思。在这一历史性的反思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和研究，也走了许多弯路，最后都是通过唯物史观辨明了困惑; 诸多理论家都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胡绳就经历了这一从迷惑到反思最终豁然觉醒的理论探索过程，他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研究，最终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惑。《胡绳全书》第 2 卷 “引言”有一段话披露了当年他内心的苦恼: “从1957 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为了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20 世纪末，胡绳先生曾写过一幅 《80 自寿铭》: “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初知天命。”同时赋诗 “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以表治学旨趣。唯物史观要求，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敢于面对真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 “自我主张”。胡绳先生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学术成就，究其根本原因，最后还是从历史观层面找到了解决自己理论困惑的钥匙。
晚年胡绳集中思考的问题，聚焦于 “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后，没有能够长期保持，其问题出在哪里”。1995 年，他和郑惠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在前苏联既唱了赞歌又唱了挽歌，教训是深刻的。这个事实说明，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成熟的。苏东剧变和解体，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还不成熟。怎样捕捉和解答这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胡绳晚年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带着心中的困惑，重新阅读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论证的 “两个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在 1859 年写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 “两个决不会”(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从中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原理———生产力继承原理。对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胡绳早年写作并出版了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几本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著作。在 1987 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奉命在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当时传诵一时的大文章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认为可以解决青年学生的思想困惑。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党组会上，有人称赞这是 “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对此盛誉，胡绳对身边的同志说: “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 ” 我们党从成立时起不断地遭受危难和挫折，陈独秀搞 “二次革命论”，王明搞 “一次革命论”，都是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全国胜利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是要搞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不同于前苏联的第三条道路，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在发表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之后，胡绳又先后发表了 《毛泽东一生的两件大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文章。这些文章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给我们下的结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中国真正要发展、要振兴，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而且， “罗马非一日建成”，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 在生产力条件和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盲目 “拔高”生产关系，认为 “趁穷过渡”可使共产主义一步到位，既办不到而且很有害。通过理论阐释，他强调指出，从社会发展形态讲，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因此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发展经验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就此而言，胡绳经过多年探索，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最终解答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疙瘩，创造了晚年的学术辉煌，以一系列学术成果发挥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总之，在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从摸索到成熟的历史过程。我们党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从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作出了全局性、总体性判断，即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涵盖的时间范围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变化，仍然是当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和长期性定位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9］。应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时代坐标的准确界定，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三 以哲学研究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自成一体、相辅相成的。人类进步历史表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思想文化 ( 包括哲学) 的助力和推进。学术前辈高清海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 《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自己的哲学理论》。他认为， “哲学”是民族之魂; 一个社会和民族想要站立起来，关键在于首先确立 “思想自我”; 一个没有 “思想自我”的民族，哪怕遍地黄金、富得流油，也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表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伟大复兴，从根基处说要建立 “中国的”哲学，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哲学家的使命不是沉迷于 “象牙塔”注释文本，而应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旨归，担当起哲学的实践助力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抗日战争初期，面临国家危亡、民族受辱的境况，许多哲学家自觉地将思想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命运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决不会亡，因为中国连绵五千年的厚重文化积淀不会亡，中国的哲学传统、思想传统一直都在，且生生不息。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此众多学者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著书立说: 冯友兰写出了 “贞元六书”，金岳霖写出了 《论道》和 《知识论》，熊十力写出了 《新唯识论》，钱穆写出了 《国史大纲》，贺麟写出了 《近代唯心论简释》。这批泰斗级的哲学人物的涌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把中国的哲学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们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结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哲学的功能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哲学再次彰显了 “解放思想的利器”的功用，唯物史观在其中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 《哲学研究》杂志率先发起了关于 “唯生产力论”的讨论，最早吹响了批判 “四人帮”唯心史观的号角，揭开了从历史观上拨乱反正的序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 《光明日报》发表后，哲学研究所和 《哲学研究》杂志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于 1978 年 6 月和 7 月先后两次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研讨会，并在会后很快编辑出版了两本讨论文集，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向纵深发展。哲学研究所还组织部分科研人员集体编写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读本，先后印刷了二千多万册，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联播，一时间显得 “洛阳纸贵”，《哲学研究》杂志订阅数攀升到二百多万册。哲学研究所和 《哲学研究》杂志在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时期发挥了独特的先锋作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唯物史观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它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实践思维的新境界。
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获得真知，才能抓住规律，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说，即便理论的丰富程度登峰造极，但其与实践相比，只能居于其次。实践、理论、时代三者是紧密联系着的，实践驱动时代引擎由历史走向未来，时代反过来也为实践发挥作用敞开自己; 理论之所以能够反映时代、把握时代精神，关键在于能够以社会实践作为真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的提升需以实践为参照系。中国所走的路是前无古人的，要探索前行之路唯有解放思想。思想的原则要尊重实践的原则，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开放的和创新的，因此解放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开放和创新。社会主义实践日新月异，这要求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跟上实践的脚步，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矛盾都需要在新的实际和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因此，国家提出对基本理论进行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文本，以文本观照现实; 而是要求我们从活生生的实践出发，用新的实践去激活文本理论，创造出面向实践、引领时代发展的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解放思想的实际运用，又是解放思想的成果结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正因如此，它是指导人们走向新的征程的旗帜和路标。即使历史行进到今天，这一经验依然彰显着蓬勃的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所强调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10］。
当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以自己辉煌的业绩走进了世界的中心，“中国崛起”、“中国道路”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变迁密切相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声音已然成为全球性话语。由此，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度空前提高了。其中，高扬和贬抑之声同时泛起。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对此充满好奇，热切地想要真实了解中国道路的秘密，学习成功经验。与之同时，西方学者对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也越来越感兴趣，并展开了广泛讨论。少数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持积极肯定观点和评价。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当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胜利，21 世纪中国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认为，中国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仍然保持狭隘、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态度，企图继续维护国际旧秩序和意识形态霸权，对中国发展说三道四，“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
总之，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多元化格局，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和交流也会越来越全面深入，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交锋和对话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文运同国运相牵”，中国学术有必要走向国际学术讲坛，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理论，建立对中国道路的自主解释话语体系，尤其要从哲学层面上向世界说明中国，以哲学的方式提出并参与当代核心思想的论争，锻造出具有独特品格的中国话语。这也为 “中国的”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空间。为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还强调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要 “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1］应该说，我们确实还缺少能够深刻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理论家。这既是我们的缺憾，也是我们前行的目标。哲学工作者一定要深刻领会讲话精神，秉持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以哲学的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 释
［1］ ［9］［10］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7 年 7 月 26 日。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81 页。
［3］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 630 页。
［4］ ［5］［6］《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56 页; 第 222 页; 第 243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 539 页。
［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311 页。
［1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 24 页。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
